越努力越幸福——中国背景下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元分析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纳入了符合标准的文献47篇,包含48个独立效应量和14616名被试。结果发现,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追求成功的动机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避免失败的动机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文献来源显著调节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上结果说明,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密切,文献来源对二者的关系可能具有调节作用。     

当代农民工感知社会支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以600名农民工为被试,采用自编的农民工感知社会支持情景问卷以及修订的自尊量表、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问卷,以探讨农民工感知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考查农民工自尊在其感知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高自尊水平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感知社会支持都极其显著地高于低自尊农民工;（2）自尊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及各维度、感知社会支持水平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感知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显著两两正相关;（4）自尊在感知社会支持基础上对主观幸福感及两个维度回归效应显著,为二者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     

参与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的双重影响：感知同事支持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探究了参与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双重影响,并探究了感知同事支持的调节作用。基于191份互联网企业员工的三阶段追踪数据,采用路径分析发现：参与型领导既能增强员工的组织自尊进而提升员工工作幸福感,又会加重员工的工作负荷进而降低员工工作幸福感。感知同事支持在上述两条路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当员工感知到高水平同事支持时,工作负荷的中介效应被削弱,而组织自尊的中介效应被强化。上述结果能启发管理者如何有效地为企业员工谋幸福。     

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员工生活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本文关注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跨领域的人际间影响。基于努力-恢复模型视角和情绪智力文献, 本文提出高情绪智力的配偶能够通过提升员工生活幸福感, 从而促进员工工作投入。此外, 通过整合社会性别角色理论, 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员工性别的调节作用。通过两个子研究, 本文发现：配偶情绪智力与员工生活幸福感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员工生活幸福感与员工工作投入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员工生活幸福感中介了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并且, 员工性别调节了配偶情绪智力和员工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即当员工为男性时, 配偶情绪智力对该员工生活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强; 此外, 员工性别还调节了员工生活幸福感在配偶情绪智力和员工工作投入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首次提出和检验了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跨领域的人际间积极影响, 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感恩的个体主观幸福感更强?——一项元分析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技术探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通过文献搜索共获得了62项研究167个独立效应量(n=31975)。异质性检验发现,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合适;敏感性分析显示,逐步删除异质性较高研究,感恩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均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亚组检验和元回归分析表明,感恩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受感恩测量工具、被试群体、文化背景的调节与影响。以上结果说明,感恩的个体主观幸福感更强,同时还要考虑感恩测量工具、被试群体和文化背景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绩效的关系:一项元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绩效的关系正逐渐成为企业管理的热门话题,且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本研究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使用元分析方法探索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绩效之间的关系。一共35篇实证文献被纳入元分析,效应值为140个,被试人数达到11690名。元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员工绩效总体(r=0.38)以及任务绩效(r=0.45)、关系绩效(r=0.37)两个维度都存在中度的正相关。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倾向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都不显著;经济水平、行业特征的调节效应显著:在经济水平较发达的地区,这一相关关系更强;制造业中这一关系也比服务业更强。     

二元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的元分析

基于141篇文献的149项独立研究, 研究样本总人数达46261人的数据, 对挑战性-阻碍性二元压力及其亚组与员工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元分析, 并检验了文化差异(权力距离、长-短期导向、个人-集体主义)、数据来源以及数据收集时间点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 (1)挑战性压力及其亚组工作复杂性、任务冲突对员工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阻碍性压力对员工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2)文化差异性(个人-集体主义)对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文化差异性(权力距离高低、长-短期导向、个人-集体主义)对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有调节作用。(3)数据来源对二元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当员工创新数据来自自我评价时, 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的强度更强。(4)数据收集时间点仅对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横截面研究设计下, 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更强。     

国防大学生文化取向、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及其关系

采用文化取向、个体自尊、集体自尊和主观幸福感问卷,对202名国防男大学生和163名普通男大学生进行了调查,探讨了国防生文化取向、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及其关系。研究发现:(1)和普通生相比,国防生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突出、具有较强的个体自尊与集体自尊,主观幸福感更强;(2)大三和大四国防生垂直集体主义和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普通生;(3)自尊在国防生和普通生文化取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分别起部分与完全中介作用;(4)垂直集体主义比集体自尊对国防生主观幸福感的相对贡献大,集体自尊比垂直集体主义对普通生主观幸福感的相对贡献大。     

冲突还是增益？员工资质过剩感知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经济环境变化,组织中员工感知的资质过剩现象愈发普遍,引发了越来越多企业管理者和学者的关注和讨论。然而以往有关员工资质过剩感知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组织内成员工作态度或行为的影响,而对于其是否以及如何产生工作外溢出效应,特别是如何对工作家庭关系产生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为了更深入地探讨员工资质过剩感知的影响,本研究从员工个体的工作-家庭关系和其配偶的家庭-工作关系两方面,探讨了员工资质过剩感知的工作场所外溢出效应和交叉影响。具体而言,第一,基于认知评价理论,构建了员工资质过剩感知对其自身工作-家庭冲突的“悖论”中介模型,从而揭示其潜在的双刃剑效应;第二,基于工作-家庭增益模型,探讨员工资质过剩感知对其工作-家庭增益的双路径机制和边界条件;第三,结合交叉效应和性别角色导向理论,探索员工资质过剩感知对其配偶家庭-工作冲突和家庭-工作增益的交叉效应模型,明确员工性别与性别角色导向的双重调节作用,从而深化并拓展员工资质过剩感知的工作外影响研究。相关发现不但有助于从不同理论视角揭示员工资质过剩感知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丰富现有理论基础,同时也将为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建议。     

领导授权赋能与领导有效性的关系：基于元分析的检验

基于183项实证研究, 采用元分析法综合考察了领导授权赋能与领导有效性的关系, 包括个体工作态度与绩效(145个样本, 50509名员工)、团队绩效(47个样本, 4856个团队)和组织绩效(9个样本, 1090家企业)。结果表明：领导授权赋能与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与离职倾向、倦怠&压力显著负相关, 与个体(团队)绩效及其各维度显著正相关, 与反生产行为显著负相关, 但与组织绩效的正向关系不显著。其中, 主观幸福感、团队绩效、团队任务绩效的样本文献可能存在出版偏倚, 其元分析结果很可能被高估。在东西方差异上, 领导授权赋能与个体(团队)绩效、个体(团队)任务绩效的相关性均属东亚样本更强、欧美样本更弱, 而与个体(团队)创新绩效、个体(团队)关系绩效之间无显著差异。然而, 团队创新绩效的欧美样本和团队关系绩效的东亚样本仅1份, 故其东西方比较结果可能存在不稳定及不可靠性。此外, 领导授权赋能的量表、数据类型显著调节了领导授权赋能与个体绩效的关系, 行业类型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为领导授权赋能与领导有效性的研究给出了新的阶段性定论。     

大学生社会支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采用量表法以300名大学生为被试研究了社会支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包括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关系.(1)相关分析表明,社会支持、自尊和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以及积极情感两两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自尊和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2)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社会支持对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回归效应显著;自尊在社会支持基础之上对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回归效应显著,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起到了中介作用.(3)EQS5.7b方法进一步验证了自尊是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影响因素的结论.     

权变视角下的情绪劳动:调节变量及其作用机制

调节变量是近年来情绪劳动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实证研究显示,反映员工个体特征、工作情境特征的多组变量以及文化情境对情绪劳动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权变视角下的情绪劳动研究发现:(1)展现规则在组织、行业、文化三个不同水平影响个体在工作场所的情绪表达;(2)表层扮演潜在的消极效应可以借助个体内在的保护机制或通过组织管理干预被削弱、消除,甚至是转化为积极的力量;(3)深层扮演的积极效应具有较高的跨人群、跨情境稳定性;(4)文化情境对情绪劳动作用过程具有重要的约束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情绪劳动要求、情绪劳动行为都可以成为有益于员工的组织生活要素。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自尊及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以1551名初高中生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以及自尊及自我控制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主观幸福感与自尊、自我控制能力之间显著正相关,且均与网络成瘾显著负相关;(2)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负向影响其网络成瘾,而且还通过自尊和自我控制间接影响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并且间接效应更加明显;(3)在主观幸福感作用于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自尊及自我控制单独作用时的中介效应一般,但是当两者联合作用时中介效应大幅增加。     

中国背景下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

本研究使用元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包括心理健康症状学指标、感知到的压力、应对方式、社会适应及主观幸福感）,共纳入104篇文献,151个独立样本和75754名被试。结果发现,个体情绪智力与积极应对、社会适应以及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相关,与心理健康症状学指标、感知到的压力以及消极应对呈现显著负相关。此外,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受到出版年代、被试年龄、情绪智力理论模型和测量工具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情绪智力与积极心理健康变量的联系强于与消极心理健康变量的联系,且存在较长时期的稳定性。     

主观幸福感与大三人格特征相关研究的元分析

运用元分析方法对国内有关主观幸福感与大三人格特质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 通过文献检索, 纳入文献43篇, 总样本量为16377。结果表明：(1)主观幸福感与外倾性存在正相关, 与神经质、精神质存在负相关。对比国外相关研究, 中国被试群体的外倾性、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更为密切, 人格特质与文化的契合性对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质的相关有较大影响; (2)主观幸福感与大三人格之间的相关不受主观幸福感结构(总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结构需要进一步明确; (3)主观幸福感与内外倾人格特质的相关受不同年龄群体的调节, 而主观幸福感与神经质、精神质的关系则不受影响。最后, 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儿童期受虐对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和基因的调节作用

基于抑郁的差别易感性模型,以301名大学生(年龄=19.15±0.63岁,年龄范围为17～20岁)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关键环境因素(儿童期受虐和主观幸福感)和重要位点(MAOA基因rs6323和TPH2基因rs17110747)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大学生抑郁发生发展机制。结果表明：(1)儿童期受虐与大学生抑郁症状呈显著正相关,主观幸福感与儿童期受虐和大学生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2)主观幸福感在儿童期受虐对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3) MAOA基因rs6323和TPH2基因rs17110747多态性在主观幸福感与大学生抑郁症状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相比携带rs6323位点G/G与T/T纯合子和rs17110747位点G/G与G/A基因型,携带rs6323位点G/T和rs17110747位点A/A基因型个体主观幸福感对抑郁症状的负向预测更强。     

残疾人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我同情的中介作用

探讨残疾人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自我同情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幸福感指数量表、大学生自我同情量表对普通高等特殊教育学校206名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残疾人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与自我同情存在显著正相关,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自我同情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2)残疾人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不能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但通过自我同情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自我同情在残疾人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领导者情绪智力对领导力效能影响的元分析

以往领导者情绪智力和领导力效能之间关系的研究存在很大分歧。运用元分析方法考察了领导者情绪智力对领导力效能的影响及其组织情境和研究方法调节变量。通过纳入98篇中英文文献和110个效应量(n = 27330), 结果表明：(1)领导者情绪智力与领导力效能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r = 0.39)。(2)组织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检验发现, 高层领导者的情绪智力对领导力效能的影响明显高于中层和基层领导者, 非营利性组织中的领导者情绪智力对领导力效能的影响比营利组织中的影响更强, 东方文化背景下的领导者情绪智力对领导力效能的影响比西方文化背景下更强。(3)方法因素的调节作用检验发现, 采用混合模型测量的领导者情绪智力对领导力效能的影响高于采用能力模型测量的结果, 采用客观指标衡量领导力效能的相关系数比主观指标更大, 领导者情绪智力对工作态度指标的影响弱于工作绩效指标, 领导者情绪智力对群体层次效能的影响强于个体层次。从研究设计和出版标准等方面探究领导者情绪智力和领导力效能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大学生自我构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自尊与关系和谐的中介效应

为了分析文化融合、社会变迁背景下大学生自我观的特点,及自我构念与自尊、关系和谐、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采用了自我构念量表、自尊量表、关系和谐量表及主观幸福感量表对44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文化融合、社会变迁背景下,代表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互依我在大学生自我观中仍占优势.大学生自我观可分为二元型、独立型、互依型和边缘型.本研究中,四种类型所占比例分别为32.5%、18.6%、18.0%、30.9%.(2)自我构念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不同自我观类型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上差异显著,二元型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边缘型最低,独立型、互依型处于中间水平.(3)自尊在独立我与主观幸福感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互依我一方面通过关系和谐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通过关系和谐对自尊的促进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     

工作不安全感与幸福感、绩效的关系：自我效能感的作用

旨在探讨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上级评定)的影响,以及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共收集到513个有效样本。数据分析采用层级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结果发现：⑴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都有显著的消极影响;⑵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工作不安全感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对工作满意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⑶一般自我效能感对不安全感—工作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就表明,在当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里,工作不安全感是影响员工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的一个重要压力源,而一般自我效能感可以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