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学的视角看孔子“仁”之学说

本文认为 ,孔子思想从其本质来说是实践性的人学。本文从人学的视角 ,从四个方面对孔子提出的“仁”的学说进行了规定和梳理 :一是对待“仁”的态度 ;二是“仁”的价值内涵 ;三是“仁”的表现方式 ;四是“仁”的实践价值。“仁”的学说构成了孔子人学思想的价值核心 ,它既是一种原则 ,又是一种方法 ,同时还是一种理想境界和价值目标。“仁”的学说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内在原动力之一 ,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孔子的人格

孔子生活于社会转型期,他的人格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他主观努力的结果。他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原则性强,灵活性不足,行为谨慎,日常生活一丝不苟,是孔子人格的主要特点。     

孔子与中国道德人格之转型

面对狂、狷人格日益泛滥的礼崩乐坏局面,为了克己复礼,孔子通过发展民间教育事业与倡导学而优则仕等方式提升中行人格或中庸人格,但其后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社会却滋生了数量更为庞大的主奴人格,这种人格也是一种关系人格或身份人格,它是先秦诸人格类型之集大成,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共同成为公民人格养成的强大阻力。为了培养公民人格,应当批判地继承孔子培养中行人格的精神和方法。     

“全德之名”和仁圣关系——关于“仁”在孔子学说中的地位的思考

仁作为儒学体系的核心概念 ,其所以高于其他诸德 ,在于它是作为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精神而贯注于诸德之中并统摄诸德的 ,此即所谓“全德之名”。“全德之名”的理论价值还在于 ,它把仁从伦理道德的范畴系列中提升了出来 ,突出了仁的哲学意义。在孔子的学说中 ,圣是指有仁德的君主 ,而不是在仁之上的另一个更高的道德境界。对于普通人来说 ,圣是高不可攀的虚位概念 ,而仁却是简易平实、切实可行的 ,这一区别决定了道德人格的最高目标只能是仁而不是圣     

论孔子的“人格之教”

孔子之教,实乃人格之教,以教人求"仁"为最大教义。孔子"仁"的思想源于他"对人性的自觉",即:人性即"仁",它本身就充分自足、尽涵万物,赋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故终可与天道合一以"成仁"。孔子之教立足于这种自觉,以教人"下学而上达"为主要内容,欲人于"博文约礼"之中自达"知天命"之境,自悟得"性与天道"的高深道理。孔子以典范人格的身教为教育之最有效的教育手段,而其本人正是最佳典范,他以身作则地为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孔子“义利之辨”发微

义利之辨是内在于孔子思想中的根本话题之一,它所关涉的乃是人在依于仁而行道的过程中如何衡估与裁断利的问题。具体说来,由孔子所开启的义利之辨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对人在富与贫、贵与贱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一个是对人在生与死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从根底处看,以价值裁断为其内在枢机的义利之辨显然不是一个诉诸思辨的知识论话题,而是一个诉诸生命践履且同人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意义息息相关的价值论话题。     

论孔子“仁”学的人本意蕴

"仁"作为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德目,其所具有的人本意蕴并非不言而喻、不证自明."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强调把人当人看,对社会各阶层都应持有起码的平等的同情心和爱心,"仁民爱物"意味着这一关爱之情由人类向自然万物的推及."仁"不远人、"为仁由己"、"推己及人"强化了人的道德自主和社会承担意识,同时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现世追求和内在超越的品格;"克己复礼为仁"标志着中国文化由神本向人本、由外向内的转型,它的首要意义在于对于人的发现,在于唤醒人类的"同类意识",在于凸显人的反省和自觉,将其从整体上理解为牺牲自我、人的独立人格的丧失、人的异化有失公允.     

孔子“举国门之关”解

《列子·说符》、《吕氏春秋·慎大》说孔子能够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这个"关"不是"门闩","关"是指关闭城门所用的插入上墙和地面的孔中的木头。孔子举国门之关,就是把国都城门用来关门的插入上墙和地面的孔中的又粗又长又重的大木头举起来。     

孔子“直”论之内涵及其人格意义

“直”在孔子以至儒家思想体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直”是事物之常态,也是人之心理之常态。在孔子思想中,“直”与“义”、与“诚”是密切关联的,“直”也具有“应当如此”的性质,“诚”的外在显现即是“直”。孔子提倡“以直报怨”,反对“以德报怨”。孔子“直”论所标举的人格,是一种胸怀坦荡的人格。正直、公正、坦诚,应当是为人处事的正确的心态。做人,首先应该做一个“直”者。     

孔子“畏天命”新释

孔子天命思想与仁的思想有内在的联系。天命具有崇高性和权威性,仁具有德性的生发力。天命是仁的超越的、外在的表现方式;仁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的生命之源。因此,在形式上,孔子畏天命是因为天命具有道德的至上性,而在本质上,天命对人之成德所具有的促动作用是因为仁的内在动力。因此,孔子敬畏天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实现内在仁德要求时所产生的紧迫感。     

孔子界定"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的十三条标准

"君子—小人"是孔子提出的二分式的人格类型说,对后世中国人的做人方式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在做人的过程中,如能较好地体现出仁、义、礼、智、信、忠、恕、勇、中庸、文质彬彬、和而不同、谦虚与自强等13种素质,就是君子;反之,如果基本上不具备这13种素质,就是小人。     

孔子“贵和”思想浅议

“和”之历史,源远流长。循其本源,“和”源自“觫”,初文指古代一种和声乐器,后引申为调和、应和之义。随时代之发展,“和”由音乐之适度相和渐而被提升至伦理及哲学高度,孔子正是继承了西周以来“和”之含义,提出“贵和”思想。本文旨在通过追溯“和”之渊源,探索“和”含义之流变,揭示孔子以“仁”、“礼”致“和”的“和为贵”思想,发掘其宝贵益义。     

“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之“兴”有三义：在根柢上是源于“心”的创造力量,在性质上是“善意”不已的冲动,从存在状态看是道德生命的活动。“兴”开启了“诗”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确立了“孔子诗学”的内在依据。“孔子诗学”是孔子儒学的一种哲学形态。“兴”从横向、纵向上撑开了“孔子诗学”的思想体系。“兴观群怨”是一种与“风”“雅”“颂”不同的思想结构,是对儒学人生意义的全幅涵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道德生命的形成与实现历程。“兴”提升了“孔子诗学”的道德理境,赋予了孔子儒学一种诗性智慧,开创了儒家诗学思想又一经典阐释传统,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的“一贯之道”与心身秩序建构

本文论述孔子的"一贯之道",具体展开了二重维度:一是孔子对尧舜三代以来历史文明核心价值理念之传承的一贯性,二是孔子在其思想的完整结构之中对这一价值理念之贯彻的一贯性。此二重维度上的"一贯之道",作者认为实即是《论语》的"允执其中"。"中"即"皇极",即天道,即性,即"仁",是为"中体"。"忠"以"正心"为义,"恕"以"如心"为义。"忠"借内省过程使本在之"中体"得以自觉建立,是为内在精神活动意义上的"允执其中";"恕"借经验活动使"中体"得以展布流行,是为外向行为实践意义上的"允执其中"。以"仁"为中体,以"忠"、"恕"为中体得以内在建立与实践展开的二重维度,孔子不仅继承了三代以来的"一贯之道",而且切实地重建了个体的心身秩序。"仁"的哲学,即是"中"的哲学。     

孔子“为仁”诸说辨义

孔子道德学说的实践性要求很强。通过对《论语》一书中“为仁”诸说的分析,可以揭示其中直接或间接渗透着的谋求相应功利的内容,并进一步证明其“仁”学说的功利性价值之所在。     

“仁且智”与孟子的理想人格论

以崇高化取向为旨趣的孔子圣人观,也因固有的神秘化取向而存在一定的理论缺失。对此孟子扬长避短,认为理想人格之于每一个道德实践主体都有着逻辑的与现实的普遍平等性,而且内在根据即是作为仁义礼智四德之浓缩与升华的“仁且智”。就“仁且智”如何促成理想人格来说,孟子针对一般人在心性修养过程中懒于自我反思,所以特别强调了智之于仁的扶持作用,同时针对一般人在人伦实践中喜欢同流合污,所以将“仁且智”视为对理想人格的哲学界定。不是孔子的神秘化取向,而是孟子的普遍平等性,范导了中国古代儒学进程中的圣人观;更为重要的还有,对于现代人不懈努力的“仁智双彰”的哲学模型,孟子“仁且智”的理想人格论亦不无借鉴作用。从而,将“仁且智”的理论贡献还诸孟子,并使之发扬光大,就有着重要意义。     

论“为政以德”与“王霸之辨”

"为政以德"是孔子以至整个儒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本义指统治者修德而安人安百姓,但它还有另一含义,即将道德作为政治手段。前者是孔子"义利之辨"与道德自律的要求,后者是由其民本主义立场所逼显。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的源头正是孔子的"为政以德",他们分别将它向重德性的"为政以仁"与重规范的"为政以礼"发展。孟子除收紧在统治者的道德存心上论"王霸异质"外,还坚持霸道能向王道转进的观点,这与"为政以德"的两层含义及其关系有关。荀子的王道理想重视外在合法性的礼,却忽视了"为政以德"的本义。"为政以德"虽为孔、孟、荀所共倡,但它实际上无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真正充分展开。     

孔子思想的“共同体”意涵及其时代价值

孔子思想之“共同体”意涵,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仁”“和”“礼”是孔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核心、实践理想和实现途径。孔子“共同体”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主要包括：国际合作要坚持“和合思维”,反对因文化差异导致的排他主义;全球治理要倡导“仁政思想”,反对以武力威胁解决争端;国之相交要遵循“底线原则”,拒绝利益至上的利己主义;倡导“和而不同”的发展模式,推动全球治理的合理变革以及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     

孔子"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在现实践行中的融通与权变

"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是孔子提出的两类人品操行境界,作为道德行为标准,两者在理论上的划分是明确清晰的,但在现实践行的权衡与变通中,其界限就变得模糊含混起来.但孔子所标举的"君子人格"绝不是冰冷空洞的道德教条,而是将其化作具有道德价值意义的自觉变通的行为实践.他能在践行"君子人格"的实践过程中,于细微、深远之处洞察到危机与契机,并能看出这危机与契机相互变通、转化的时机和规律.     

从古“仁”字到孔子的“仁学” ——“仁”的原始与变迁及其道德性的构建

孔子仁学的确立与三代以来仁字字义内涵变迁的过程有着密切关系。仁字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并使用,但其道德性内涵并不明显。直至孔子,仁的道德内涵得到了丰富与拓展,逐步向表达人之道德性根据的概念范畴演进。前孔子时代的仁,从指涉人之美好气魄到多才多艺能事鬼神的能力再到与人的品质行为相关的评判标准等,历经多重内涵的发展。受了三代以来思想变迁的影响,仁经由孔子的转化和改造,终于确立了其道德本体性的地位,奠定了核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