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拒证权的人伦精神解读

我国现行法律抛弃了亲属拒证权制度,这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危害日益呈现.其实,亲属拒证权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中国古代法律以及当今的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立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它不但契舍了自然法标准和刑法的期待可能性理论,而且蕴含着独特的人性关怀品格,彰显了法的人伦精神,具有普适存在的相对合理性和现实基础.     

“亲亲相隐”的人性魅力解读

亲亲相隐是我国传统社会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并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思想所贯彻。亲亲相隐之所以会成为中西法文化的共同特征和共同选择,是因为这一制度符合人性的需求,体现了"仁爱"的人性自然亲情,是"孝道"这一基本人性在法律制度中的具体表现。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在继承、改造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的亲属拒证权。     

《春秋》怀疑大义灭亲而发育亲属容隐——从《春秋》记诛庆父及其微言大义切入

先秦儒家主大义灭亲吗?其答案至少不是全称判断。比如,《春秋》记载鲁国诛庆父这个经典案例及其微言大义,就疑大义灭亲,而有亲属容隐制度萌芽。春秋鲁国宗室和朝臣庆父、叔牙、季友是三兄弟,叔牙、庆父先后弑君(也分别是弑兄杀弟),季友则立诛叔牙、缓诛庆父,力守君臣之义,同时尽可能悉心敦睦并力保延续与叔牙、庆父的兄弟伦理,曲尽亲亲之道。伦理亲情中血色淋漓,刀光剑影中维护伦理,其中蕴涵着求解伦理和政治法律关系两难、顾全伦理和政治法律关系的努力及其智慧。其直面问题、寻找成因、求解两难、所达目的等方面,都对大义灭亲审慎存疑,发育着亲属容隐制度。由此细化深化大义灭亲、亲属容隐研究,有助于凸显其两难,妥为调谐伦理和法律关系。     

清末民国时期刑法典建设中亲属伦理关系的传承与变革

清末民国时期刑法典建设中对于亲属伦理关系的传承与变革主要表现在亲属容隐从宽处理、亲属相奸从严治罪、亲属相害区别对待、亲属侵财宽免处罚等方面.这种传承与变革首先是由巨大的传统惯性和特定的历史境遇造成的,亲属伦理关系的固有特质也预示了这种传承与变革的某种必然性.另外,这种亲属伦理关系在近代刑法中的传承与变革也为当代刑法的完善提供了历史镜鉴.     

亲属容隐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面对伦理和法律、维护伦理和遵守法律之间的两难,亲属容隐,是中华伦理、中华法系提供的两全之道。其实质的合法性、合理性,不仅在中国古代家庭本位的社会是充足的,而且至今仍然是明显的。     

拒绝的自由?——医疗暴力背景下的医师拒诊权研究

面对日益严重的医疗暴力,医生采取了以拒诊为代表的自助行为,引发了巨大争议。目前,我国法律对医师拒诊权的规定并不完善,不同解释方法下的法律解释甚至存在冲突,使其在判断拒诊行为合理性上的作用有限。拒诊权的合理性应与权利的道德基础相关。在医疗暴力时有发生的特定背景下,民众以道德直觉担心拒诊权被滥用进而使患者利益受损,是缺乏依据的。应当参考国外相关立法和伦理准则,结合中国国情,依照法律和伦理章程对医师拒诊权的条件、方式、内容和界限进行明确的规定,以充分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也谈“亲亲相隐”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论根基——兼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亲亲相隐"理论之正当性,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邓晓芒教授从"隐私权"的角度界定和阐释了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法律实质和法理依据;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儒家传统中的"亲亲相隐"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其实,这些观点都是值得重新讨论和商榷的: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度所体现的不是一项"隐私权",而是一项法律"豁免权",其法理依据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其人性论根基是我们自然天性中的"亲亲之爱"。     

亲属容隐根据并确认伦理权利——基于亲属容隐对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之解

亲属容隐作为正式制度,依法追究一定违法犯罪嫌疑人,以维护法律关系和公共秩序;同时自上而下赋予嫌疑人的亲属以豁免权,保证其豁免举证义务,悉心敦睦伦理。从而对伦理和法律关系,解两难,达两全。自上而下赋权,则基于并落实伦理权利,即伦理本体内生的对世权,是从和渗透态伦理对应的实体态伦理内、外不同权利义务分化、转移,自下而上内生并落实的对世权,类似于民法物权,不同于自然权利、法律权利、道德权利。     

“父子相为隐”与亲属间举证——亲情、法律、正义的伦理中道问题

学界有人认为,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主张是现代人徇私枉法、任人唯亲等权力腐败行为的思想根源。这一观点不仅幻想了古代文本与现实不义的逻辑关系与因果关联,而且对孔子"相为隐"主张进行了望文生义之严重误读。孔子的"父子相为隐"是指当事人有不当行为时其亲属选择沉默而不去检举告发也当被谅解,"隐"指不显不见、不作为的"知而不言",非指积极作为的窝藏、藏匿等。孔子称"父子相为隐,直在其中矣"并非鼓吹作伪证或鼓吹藏匿罪犯等,而是反对直躬者及叶公以控告或举证自己亲属为荣的伦理观,认为在讼亲案上选择不证亲属有罪而沉默状或更符合伦理中道与正义。孔子这种思想与中外法律中的一些规定相契合,体现出了孔子思想的深刻现代性。鉴于人性原则及古今中外法律常规,建议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设立"亲属举证豁免权"。     

中国传统伦理义务法律化探析

在传统礼治思想统摄下,伦理义务法律化是我国古代义务立法的显著特征。礼治作为立法的基本指导原则,具有差别性、规范性和理想性特征,是伦理义务法律化的逻辑前提和理论根基。伦理义务法律化主要表现为君臣义务、亲属义务和邻里义务,其中亲属义务又包括婚姻义务、财产义务、容隐义务和孝顺义务等。伦理义务法律化使具有理想性的礼治思想丧失了独立品格和批判力量,在实践中也消弭了道德自律和自我反省,压抑了人性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