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全人类共同价值

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和机遇并存。全球各国在竞争与合作的辩证关系中迫切需要谋求发展的价值共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系统化的科学理论,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核心,从和平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同时,提倡社会秩序和生态秩序的公平正义,并且始终以人的解放为价值导向,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深刻阐明了全球发展的交往共识和价值共识之所在。综合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质上区别于西方“普世价值”学说,不仅针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方案,还站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角度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极具现代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准则。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审视

中国式现代化是相对西方式现代化提出的,是人们对什么是现代化、依靠什么样的形式实现现代化的一种理性自觉和批判反思,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的重要标志。从哲学视野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出场的背景、由来及意义,又要追问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从何种意义讲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兼有现代化的普遍性和明显的中国特色,它的出现打破了资本主义“一元现代性”的神话,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丰富了“多元现代性”的历史,为世界现代性文明作出了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道路”与“文明”双重意蕴。其道路意蕴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道路问题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由“行动被动”到“实践自觉”,由“理论自觉”再到“文化自觉”之不断变化提升的过程,其文明意蕴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之哲学思维对西方现代化思维方式的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既是对既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又具有天然的文明连续性,是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基于这一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内在要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反过来可以规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行稳致远。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

现代化既表征客观物质力量跃升的过程,同时也彰显了文明变革和更新的过程。西方现代化在带来生产力显著变革的同时,却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抽象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进而造成走向形而上学抽象文明观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在求索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自觉将实现现代化与推进文明复兴相互关联,现代化叙事和文明叙事在此进程中实现了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文明意蕴,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既发挥了现代化的一般功能,又推动了中华文明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现代化与文明的双向互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牢牢立足中国实际,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践支撑新文明的建构,使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层次上展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质。通过科学处理现代化进程中抽象与具体、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前瞻性与超越性,在不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凸显出自身的文明所指和文明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意蕴的五维思考

遵循唯物辩证法,基于五种思维视野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蕴。从宏观战略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形态提供新的范式,从纵向历史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复兴开创新的路径,从全局系统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为国家治理打开新的局面,从辩证发展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为国家未来翻开新的篇章,从时代创新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国梦注入新的力量。因此,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论断,为人类破解现代化困境提供了东方智慧。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实质内容和世界意义,就在于它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以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国家独立为首要前提的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中,以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为现实基础的现代化;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以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使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观前提

坚持、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我们从历史观高度系统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然而,并不是任何一种历史观都能够使我们真实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历史实践的本质。近代西方哲学的兴起和启蒙运动的推进,塑造了一种具有还原论、目的论特征的观念中的历史观,它只能将各种不同的现代化尝试理解为合乎理性要求、指向单一目的的抽象普遍形式,而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和以之为基础所形成的大历史观则超越了观念中的历史观,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历史观前提。只有基于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精髓要义,进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鲜明特征和世界意义

现代化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相比较,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动力、制度保障、价值基础、历史进程和交往原则等方面,展现了不同的特征。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不能囿于一时一地,而要立足于整个人类社会,从世界历史的维度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重塑了现代化的路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升了全球治理水平,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底蕴、本质与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展望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标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需要深入把握和深刻诠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底蕴、本质与意义,从而充分彰显其对于我们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具有的观念前导和范畴引领意义。     

世界历史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社会历史规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自身特定的原初境况和现实条件。西方现代化在其展开过程中所带来的世界效应,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初境况。这种原初境况造就了20世纪初世界历史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马克思晚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议题的论述,为没有完整经历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定向。只有基于上述原初境况和理论资源,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容和社会历史规定性,并为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一套完整的可知性框架。     

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文明意蕴及其实践进路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更新的重大成果,集民族向心力、理论创新力和实践牵引力为一体,在价值基础、发展逻辑和实践进路上彰显道德文明意蕴。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根源性伦理精神、提供总体性实践智慧,中国式现代化激活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逻辑超越资本逻辑,以文明交往超越边界预设,以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以和合共生超越主客二分,因循人与人、群与群、国与国、人与自然均衡发展理路,阐明了多元主体之间应有的道德文明共识及其行动逻辑。当前,应在古今相继中坚守道德文明传承、创新、转化的主体性立场,在知行相济中汇聚道德文明传播、影响、引领的内生性动能,在中外相融中培育道德文明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回应时代发展需求、化解文明隔阂冲突,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实践品格和世界意义。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及伦理深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和平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特征。和平发展之所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价值特质,不仅因为中华文明的血液中没有侵犯别国和掠夺别国的基因,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最强烈的愿望,而且因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是对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所形成的“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等伦理美德的创新性发展和全面继承,凸显出了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特质和精神要义。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经历自古及今的历史变迁和递嬗发展并成为人类连续性文明的典范,与其始终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和平主义价值追求有着一种内在而紧密的联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和价值追求决定了其在对待其他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关系问题上必然要求建构“文明的和谐”,建构人类文明包容互鉴的和谐谱系。     

中国圣经学的世界文明史意义

圣经这部人类文明的伟大作品,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流传,与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相遇,具有非常深远的文化意义。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圣经研究应该发展成为一种拥有中国意识、具备中国文化特质的圣经学。它既植根于基督教大公传统,又接受中华优秀文明的浸润与滋养,从而成长为一种真正的中国圣经学。对于这样的中国圣经学,只有在世界文明史的大视野之内,其文化意义才能充分显明。     

马克思时间范畴的文明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

作为对以往哲学时间范畴的超越,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出发,创造性地把时间与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与文明相结合,将时间理解为标定文明形态的重要尺度。立足于时间范畴的文明向度,马克思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垄断性、虚假性等进行了深入批判,为后发国家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摆脱历史道路单一的多元化可能。历经百年奋斗,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历史基础的时间性认知、社会结构的时间性重置、发展模式的时间性规划上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超越,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间通路,拓展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多重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与现在所提出的“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相互联系。“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多方面的内涵。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方面。其具体内容包括法治和民主的结合,这种结合同时体现了政治领域中完备性和开放性之间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重要的特点,是以人为本。以形式和实质结合为视域,可以将“民主”观念和“民本”思想结合起来。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现代文明的要求,它既具有包容性,又表现为人类关切和民族关切的统一。文明同时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生态文明,这几个方面之间的交融,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以上过程中,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效率和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构成了彼此关联的两个方面。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包含着传统文化的影响。     

论中华文明观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兼论中华文明标识性话语的生产

作为理解中国道路的话语表达和文明传承的标识性概念,“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具有明确的话语目标与话语形态,是国家话语体系的重大创新,更是中华文明在全球语境下的话语呈现。这一概念的提出能够推动构建一个非西方中心的、反映中华文明发展的中国话语及知识体系,即通过对带有浓厚西方本位色彩的文明话语的解构表征富含中华元素的话语意义,进而增强中国文明话语运行逻辑的和谐性、贯通性、原创性和引领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话语创造,中华文明观话语体系的构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融通中反映出中国在文明问题上的话语复兴,是中华民族确立精神自我、界定民族身份的必然路径,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哲学与叙事创新

在西方学界的文明史研究中,文明叙事是以话语为载体的意义空间生产,在这一范式中,文明概念既是概念史研究的对象,也是意识形态特征鲜明的思考“他者”的方式,并在现代化和现代性理论中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实践,经由理论抽象生成了一种新的文明哲学,即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这种总体性的新文明观在现代化的中国实践的前提下,形成了对文明的独特理解框架,包括“文明的总体结构观”“文明的延续更新观”“文明的世界互鉴观”“文明的人民立场观”,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面对的难题和挑战,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线性文明观”“文明优劣论”“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垄断,是一种术语革命与叙事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生成是科学与自主的产物,以理论呼应了现实,蕴含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意蕴——基于文化主体性的考察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和激发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这两大时代任务,具有突出的文明意蕴。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深植于文化主体性建构过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展现出传统文明智慧与当代中国实践的耦合态势,引发了人类文明形态塑造的深刻变革,拓展了文明创造的全新版图。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集中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功能,印证了中华文明当代范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契合。因此,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实践,全力构建中华文明的当代范型。     

中国式现代化中道德转型的前提逻辑、演进脉络和经验规律

道德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视阈中蕴含着前提逻辑：利益关系分化撬动了道德标准的普遍性根基,集权秩序瓦解增强了道德生活的自由化张力,在新旧道德秩序更替的未完成状态中,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为疏解现代性道德矛盾提供了可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中道德转型历经阶级革命伦理—国家建设伦理—改革开放伦理—民族复兴伦理等主题,逐渐从唤醒主体自知的道德觉悟,到建构集体共享的道德制度,再到维护兼容多样的道德秩序,及至塑造和谐向善的道德格局。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道德转型,通过把握善恶世界的经验规律来引领道德实践：就道德秩序优化的内在结构而言,注重国家伦理与公民德性相融合、普遍规范与自由意识相联结;就道德环境治理的领域关联而言,强调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结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统筹兼顾。     

论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基于中国现代化史的哲学思考

我们今天重提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旨在探究21世纪现代化的底层逻辑。这是有关现代化的本质问题,需要通过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来解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代化史具有典型性。中国现代化史包括了中国现代化的三种模式：一种是以鸦片战争为历史起点的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历史起点的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20世纪80年代为历史起点的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三种模式的产生与世界历史的变化相联系,体现了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动态联系。这三种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内容和形式清晰地呈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现代化的普遍性离不开现代化的特殊性,而现代化的特殊性的意义就在于消解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单一性和抽象性,使现代化的普遍性在扬弃自身的单一性和抽象性中获得自身的具体性。在当代,这种普遍性的具体性是以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机制构成的,从而证明：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机制是21世纪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史的典型性也充分地展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内容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