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与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驳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口号,其一,由易白沙在1916年正式提出来,是继承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等人说法的结果。但在当代,这一事实长期暗昧不明。其二,易白沙认为其性质为儒家专制。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人的广泛继承,不过有部分学者将其转变成纯客观的描述辞句来使用。梁、易二氏其实是从秦始皇、李斯的"一尊"(专制)说来理解这一政策的。其三,汉武帝的学术思想政策其实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是相当宽容的:它主要是从学官、教育制度立论,而不是禁止、禁绝百家之意;是以王官之学来统一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书·艺文志》可以作证明。其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毕竟是对于汉代学术思想政策的有意误解。     

中国传统政治何以选择儒家思想——王杰先生新著《先秦儒家政治思想论稿》读后

先秦诸子时代,群星璀璨,哲人辈出,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各家学派在中国"精神觉醒时期"①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思想论辩.当秦国军队挥师东向,思想的繁盛景象转而被军事征服所取代.秦朝开创了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新格局,秦始皇帝嬴政沉浸在前所未有的胜利喜悦中,仍奉法家思想为圭臬.但强大的秦朝却仅仅存在了15年就被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推翻了.汉代君臣在反思秦亡教训时,意识到只有改弦更张,以儒家精神立国,以仁义治天下,方可稳定新政权.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政治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逐渐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老学派“类法治”思想探析

黄老思想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个哲学政治思想,一方面其强调"道生法",主张法律的道德基础、强调法律的权威与作用;另一方面主张"循法而治",并提出君主"无为而治",弱化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防止统治者对法律的侵害。相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家、儒家等其它学派法律思想,其法律思想更接近于西方的法治思想,对我国今天的法治建设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的“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和法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礼依靠道德教化的方式引导人们遵守社会规范,而法则依靠强制力使人们遵守礼的有关规范,从而达到社会安定有序的目的。"礼"与"法"(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两大基石。"礼法合治"思想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后经战国末期儒学大师荀子的推阐,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礼法合治"的思想正式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得以实施。此后,虽然朝代更迭,但"礼法合治"思想基本上为后世所继承发展。"礼法合治"的思想和实践可以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政治智慧和法律资源。     

由礼乐以至政治——对中国早期政治礼乐美学的分析

在中国古代,礼乐制度是历朝历代政治制度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在上古时期,巫术祭祀开始衍发,礼仪和音乐便逐步登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舞台。而到周代,"周公制礼乐",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到先秦时期,儒家兴起,并以周朝正统继承者自居,继承和发展了周代的礼乐制度,而后以至董仲舒进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而礼乐制度也成为思想主流,绵延不息长达数千年。聚焦于中国早期政治中的礼乐因素,探索其中的美学价值,分析其对传统政治的影响,可探寻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美学元素。     

宋绍光著:《先秦儒家为政思想论稿》

如果从西周 (约公元前 1 1世纪—公元前 771年 )算起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三千年 ,这在世界各国的封建史上是仅见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先秦儒家的为政思想被规定为统治阶级为政的指导思想起 ,儒家的为政思想对于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调整统治阵营内部的关系 ,实施封建政治体制的若干改革 ,从而延长了中国封建社会 ,使大一统的中国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其良性效应的一面还是应该适当肯定。自然 ,儒家的为政思想 ,也有负面效应 ,如“三纲五常”的确立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对妇女的轻…     

论儒家必为大一统的思想基础

儒家全面秉承了周文,在思想与规则上对社会生活都有全面的设计与安排,有助于安顿百姓的日常生活。儒家最终因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被独尊,承担着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的思想共源的基础作用,并据之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公共交往平台,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儒家伦理的基德和荣格的道德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伦理,已经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德"或"母德",这是在长达2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经过以后历代的兼收并蓄和对立融合,发展成为儒、道、佛融合一体的宋明理学,近代中国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发展,促使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时代的反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为东西方道德观的比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论儒家“因材施教”思想在宋明时期的历史展开及其反思

因材施教是儒家教学的重要原则,其在中国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孔子在提出因材施教时暗含着"中庸"的指向,他对"材"的辨识是他施教的前提,其内容也比较灵活,不具有强烈的思想倾向性。其作为教学原则被后世儒家学者继承并发扬,一方面它具有积极的宏观指导性,另一方面它也在教学实践中遇到诸多挑战。在这些挑战中,师者的思想倾向性和对"材"的辨识准确性都影响着因材施教目标的实现。从历史角度重新审视因材施教这一教育原则,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其思想内涵,进而为我们当下的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借鉴意义。     

"内在"与"超越"——方东美论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

方东美阐发中国哲学之精神,是以整体的西方哲学为对照,在中西交融的世界宏观文化背景下对中国哲学的一次整体透视。他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把握中西哲学的精神,并从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中将中国哲学界定为"内在超越"型态。他认为,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圆融和谐的精神,即所谓"广大和谐之道",他以此作为对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超胜之道。同时,他从机体形上学的观点,将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和新儒家看作中国哲学精神的共同代表。要之,方东美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探讨,确是别开生面,但又难免其理论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