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独尊儒术”政策下齐鲁的人才资源优势

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政策,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使人才评价标准和官员选拔标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齐鲁作为儒学的发源地、儒家学派的大本营,在人才资源上明显占有优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学官”多出自齐鲁,在太学中占有席位的经学大师75%是齐鲁籍人士;二是百官之长多来自齐鲁,从宣帝到西汉末年,共有15位丞相,属于齐鲁籍的多达8位,占53%,任相时间占总年份的66%。     

独尊儒术与儒学独尊是一回事吗？

独尊儒术与儒学独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一个事实的认定,即对一种主张的认可并付诸实践;而后者是指一种局面,是＂独尊儒术＂主张所要达到的目标。西汉武帝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虽然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思想路线,但儒学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     

天人三策与西汉中叶的官方学术——再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问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春秋以后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过去学者大多认为其事发生于西汉武帝年间,持异议者仅数人而已。笔者曾撰文论证此事发生于武帝之后(见《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最近,黄开国先生在《独尊儒术与西汉学术大势——与王葆玹先生商榷》一文(见《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以下简称黄文)中主张维持旧说,对拙作进行     

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时期向独尊儒术时期的转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说是中国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正是由于它的发生,中国学术才由百家争鸣的时代过渡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从而形成一种长期延续的文化模式与思维方式。自从班固《汉书》提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以后,人们一直相信上述学术史上的巨变发生在西汉武帝年间,直到近年,始有争议。例如《中国古代史论丛》1983年第1辑有玉宾如、王心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一文,说“罢黜”、“独尊”的发生时间“不     

“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

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看似十分矛盾的两个历史事件,但,他们制定政策的理由和目的却是相近相同的,即都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巩固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权。然而,秦始皇失败了,秦朝短命而亡;汉武帝成功了,儒术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支柱。探寻其中的奥妙。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与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驳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口号,其一,由易白沙在1916年正式提出来,是继承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等人说法的结果。但在当代,这一事实长期暗昧不明。其二,易白沙认为其性质为儒家专制。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人的广泛继承,不过有部分学者将其转变成纯客观的描述辞句来使用。梁、易二氏其实是从秦始皇、李斯的"一尊"(专制)说来理解这一政策的。其三,汉武帝的学术思想政策其实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是相当宽容的:它主要是从学官、教育制度立论,而不是禁止、禁绝百家之意;是以王官之学来统一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书·艺文志》可以作证明。其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毕竟是对于汉代学术思想政策的有意误解。     

不宜贬低孔子——与蔡尚思先生商榷

<正> 匡亚明的《孔子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出版后,蔡尚思发表了题为《不宜抬高孔子》(载《书林》1986年第1期。以下简称《不宜》)的书评。1987年1月27日,匡老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以下简称《如何》),主张对孔子评价要坚持“三分法”。随后,蔡老又发表了《也谈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载《文汇报》1987年3月10日。以下简称《也谈》),提出了不同意见。拜读了二老的大作,深受教益。同时,也有不少疑问。我想,既谓“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那就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既“不宜抬高孔子”,也不宜贬低孔子。现不揣冒昧,略陈管见,向二老请教,祈不吝赐教。     

柳宗元世界观辨——与丁宝兰先生商榷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哲学上,他究竟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历来就有不同的评价。丁宝兰先生的《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一文(《哲学研究》1979年第2期),否认柳宗元是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肯定他是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一种社会合作视角的尝试性解读

从社会合作(伦理)视角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坏乐崩”是意味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失灵和无效,不能有效维系当时的社会合作体系。此时,诸子百家都试图从某些(种)社会合作伦理类型着手,提出自己的主张与解决方案。比较而言,儒、道、墨三家学说的解释力更强,在“百家争鸣”中也更具影响力。在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适时吸收各家,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样类型的社会合作伦理及其一致性解释,从此,“独尊儒术”也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选择,并为之后的中国文明形态奠定了基础。     

上层建筑就是意识形态系列——与朱光潜先生商榷

本刊一九七九年第七期摘转了朱光潜先生《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一文之后,陆续收到一些对这个问题持不同意见的来稿。究竟什么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些方面?政治、法律及其他设施与意识形态是什么关系?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又是怎样的?等等。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很有必要通过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逐步加以解决。下面摘要发表庄国雄和张生桢同志的来稿,以期开展这些问题的讨论。     

癌细胞真的不可逆转?——与廖世栋先生商榷

癌细胞真的不可逆转？———与廖世栋先生商榷湖北省襄樊市第一医院（４４１０００）方细堂《医学与哲学》１９９７年第４期上发表了廖世栋先生的一篇论文《评肿瘤研究领域里的“以太”观———癌细胞逆转论》（以下简称廖文）。该文颇具商榷性。廖文主要是对支持癌细胞逆...     

佛教文化之我见——兼与谢慈悲先生商榷

主持寄语 “佛教文化是什么”——这个问题自从今年初在第1期上提出后,几个月来我陆续收到各地读者朋友的答辩之文。其中鉴斋先生的功夫下得较大,他把自己的看法系统整理,写成文章寄来。我将此文展示给这场小小争论的“发难者”谢慈悲先生,他读罢很是欢喜,认为自己的看法中情感的成份多些,而此文则逻辑条理性较强,正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佛教文化正是这样在千百双眼睛不同视角的关注下,才会逐渐被理解、接近。听完了谢氏这番话,我忽地记起今年元旦的一幕情景:那天在北京西四路口,我邂逅一位刚从佛学院研究生毕业不久的青年法师。     

价值与人——回应刘进田先生之商榷

拜读刘先生的大作《人作为价值本身是否可能———与赖金良先生商榷》(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11期,以下简称刘文),颇有些失望。我指的不是学术观点方面,这方面无论分歧多大都是正常的,而是指的刘文据以批评拙作的立论依据、论辩方法和逻辑等。他在批评拙作犯了“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历时主义、认知主义”四大错误时,表现出了一种言之凿凿的自信。而问题在于,这些批评究竟是否站得住脚?所依据的理由是否真的经得起推敲?本文将以辩论方式“回应”刘文对拙作的批评,并就哲学价值论研究中的某些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和阐述,不当之处,欢迎刘…     

通向科学发现之路——与卫正勋先生商榷

《思维与智慧》1997年第1期刊登了署名为卫正勋的文章《人的创造活跃周期与科学发现》(以下简称“卫文”)一文,名为探讨科学,读来却费思索,寻味已久,觉得可商榷之处甚多.故不揣冒昧,将一己偶得献出,以求斧正.“卫文”据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阿尔卡季·扎宾的一项所谓的“科学发现”:正常人每15年就     

论形式逻辑的性质——与周谷城先生商榷

一周谷城先生于1956年2月到1958年10月这个期间,一共发表了七篇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除第一篇文章“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以外,其它几篇都是对反对周先生意见的同志们的反驳。周先生和这些同志的意见究竟分歧在那里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对形式逻辑的性质的看法上,其它问题都是从这个问题派生出来的。因此,这篇文章就准备专就这个问题来谈谈。     

论“生生”——兼与丁耘先生商榷

本文首先是对丁耘先生《生生与造作》一文的回应。尽管笔者非常认同丁耘对生生与造作的区分,但认为这种区分仍显不够。柏拉图的创造和亚里士多德的制造模式,是西方哲学理解存在之形成的基本模式,海德格尔对此也做过深刻反思,但并未脱离制造的模式。本文依据《周易》阐发中国哲学中的生生模式,以为生生是阴阳二原则相互作用而化生万物,这与西方取象于手工业制造的理解方式迥然有别。在中国思想中,阴阳交合而生万物既是宇宙论的基本理解,也是人伦秩序的开端,因而孝敬是被生者对其生命来源的反思性确认,是对生命尊严的庄严确认,所以是人性论的起始之处。     

存在论还是构造说——兼与张一兵先生商榷

张一兵先生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拉康哲学的问题式》(以下简称张文,凡引该文只注页码)的论文。该文从哲学史(主要是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角度,运用哲学的论证方法(如证伪法和辩证法),向我们展现了理解拉康理论的一个全新视角,对进一步推动国内哲学界有关拉康理论的讨论不无裨益。张文的论证路子似乎暗合了拉康理论所具有的浓厚哲学色彩,不过,笔者却以为,从哲学角度来理解拉康理论,譬如张文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解释,并不妥当。本文试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以求教于方家。一张文一开始就亮出其观点:“依我的理解,拉康的所谓思…     

“思无邪”释义辨正——与晁福林先生商榷

思无邪,从汉代至今一般误读为思想纯正。其实,思无邪在《诗经·鲁颂·駉》一诗中,思作句中语辞,连接无邪作补语,即以车袪袪思无邪,无邪指不偏斜,补充说明马的步子正,不偏离所驾车辆的行进方向。思无邪,思马斯徂,写马匹其致一也。孔子以思无邪评价成百上千诗之旨归,引《诗》断章,但未失原义,以马匹的其致一也写诗三百的其致一也,所致者王道也。     

也谈“民贵君轻”——与龚维英先生商榷

《管子学刊》1990年第1期发表了龚维英先生的《“民贵君轻”正解》一文(以下简称“龚文”)。该文对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语进行了“本义训释”。其观点,要而言之:“民”训“人”,“是原指人口”,“上古地旷人稀,蕃衍人口是各族的第一要务。此所以‘民为贵’也。”而“社稷”“是祀求生殖神保佑人丁兴旺,实远古生殖器崇拜之残余。”“次之”,那是因为“至孟轲时代,民智已开,生殖器崇拜早成仿佛依稀的远昔之事。”“表明孟轲虽亦重视人口的蕃育,但已知‘社稷’这些调调儿并非繁衍人丁的必要手段。”至于“君为轻”,龚文则认为其由来于孟轲重民、爱民的思想。对此,笔者不以为然。特提出商榷,就正于方家。     

再论郑玄经学——兼与乔秀岩先生商榷

汉代的经学形态在几百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以经术缘饰政治”到回归经学文本的形态变化和学术取向的变化.郑玄正是这种变化的总结性人物.而近年日本学者乔秀岩对于郑玄经学体系性的解读,颇有新意,即将经学文本的内部一致性、逻辑性作为解读、训释经典的唯一依据,此所谓“结构主义”.乔秀岩先生给这种“结构主义”的经学诠释取向以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