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的启蒙限度——马克思反思宗教批判的一条线索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包含了对黑格尔理性宗教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祛魅”观念的双重反思。针对黑格尔的理性宗教方案，马克思认为其架通无限与有限的“中介”无法克服两个世界的割裂，反而导致了“泛神论”在世俗领域的“复魅”。此后，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属于当代学者泰勒所刻画的“化减论证”与宗教祛魅的世俗化延伸。然而，马克思主张宗教祛魅与世俗祛魅并非相互重叠的同一过程，并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引申，对资本主义及其拜物教批判尚不能够等同于一般宗教批判意义上的“复魅”批判。“复魅”批判实质上作为“祛魅主义”的逻辑延伸，并不足以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物象化”关系所映现的社会关系本质。最终，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蕴含了对启蒙理性及其批判限度在不同层次的反思：既反思了宗教祛魅与世俗祛魅分别在启蒙逻辑中的运用，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澄清了18世纪启蒙方法论在批判现代“复魅形式”时的缺失。     

论社会学启蒙对早期启蒙的批判——以青年马克思为焦点

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伴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剧烈变动,早期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群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个变化过程是通过一系列连续性和断裂性的发展才得以充分实现的。其中两次非常重要的断裂分别是使用抽象的人类理性人格否定超验的上帝人格,以及进而使用经验的人类概念否定抽象的人类理性人格。这两次断裂可以被理解为早期启蒙和社会学启蒙,人类思想在趋于更为实证化和去-形而上学化的方向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德国古典哲学的后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为清晰同时又更为暧昧地呈现出这两次重要的断裂。站在德国古典哲学末端的青年马克思也正同时站在了社会学启蒙的开端。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及之后研究的转向充分说明了从早期启蒙到社会学启蒙的转变。通过这个视角来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及其变革背景,可以补足既有马克思研究中有所忽视的方面。而且,从社会学启蒙视野下的马克思出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学启蒙对早期启蒙的批判,以及政治哲学的总体发展进程。     

犹太人问题何以成为"当代的普遍问题"——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解读

本文通过解读马克思对鲍威尔有关犹太人问题的批判,探讨马克思思考犹太人问题的两个维度,即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和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并通过剖析马克思与鲍威尔以及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区别,进而清理马克思对传统思辨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启蒙哲学的内在批判关系.     

启蒙重思的四个维度

伴随着启蒙探究从唱衰到重审的转变，为了更好地推进启蒙，需要在四个维度上对启蒙进行反思总结：第一，启蒙的关注中心从理性的运用转向建构一种人的科学，这种新的科学是以哲学为根基并跨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群；第二，区分启蒙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往往是对启蒙的运动化推广，“启蒙”或是未经历政治-经济-社会推广、局限于人文范围内的思考，或是对运动化启蒙的反思(分积极推进与否定性地重归人文思考两种路向);第三，启蒙的本土化与世界化，通过比较鉴别探寻启蒙的世界境遇和中国境遇，确立中国新启蒙的目标和任务；第四，把启蒙视为批判与建构的统一、理性启蒙与德性启蒙的统一，自斯密经康德到马克思一直如此，启蒙不但求真也求善，不仅力求确立合理科学的崇高价值，更保持对基本价值的确信。启蒙事业不可否定，只能审慎地反思、总结、推进和完善。     

青年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思想的一次拓展与转变——从历史法学派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青年马克思从历史法学派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拓展与转变值得探究。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及其体现的对保守主义及其浪漫主义传统的双重批判,正是青年马克思激进的法哲学批判及其政治理论的起点,也成为现代法学体系的批判性资源。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深化了对保守主义的批判,通过对君主制的批判,通过扬弃共和制与启蒙自由主义,马克思转向政治批判(政治国家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双重批判),又一度转向激进民主主义,进而决定性地转向人民民主观念及其真正民主制的国家形式。基于并延续历史法学派批判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接下来得以自如地进入并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总体而言,马克思从历史法学派批判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拓展与转变,正是其在同一时期展开的理论主题,即政治批判的具体表达,也构成了其后思想演进的一个具有很高价值取向的起点。     

《波恩笔记》与青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向

1842年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剧烈变动之际,他告别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开始迈向唯物主义哲学。1842年4月初至5月末期间的马克思的《波恩笔记》,特别是他对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本雅明·贡斯当的研究,便真实记录了这一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复杂变动过程。在《波恩笔记》中,马克思聚焦于贡斯当从人类社会现实切入的宗教批判,这为他提供了一条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路径,推动着他远离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靠近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这同时反映了1842年初青年马克思的复杂理论视域,他虽处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包裹下,却无意识地接近唯物主义和现实问题。     

恩格斯的宗教批判：从激进启蒙到合理启蒙

宗教批判是启蒙的主题之一,恩格斯宗教批判的理论视域经历了从激进启蒙到合理启蒙的转变。青年恩格斯的激进启蒙立场始终捍卫启蒙理性主义,表现为对基督教信仰的否定,指责基督教信仰是虚无的。在创立唯物史观以后,恩格斯则不同意对启蒙的激进化、极致化推进,不再指责宗教是虚无的,而是深入探讨了宗教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体现了恩格斯宗教批判的合理启蒙立场。合理启蒙视域下的宗教批判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提供了有益启示。     

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四个叙述框架

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在思想史上有三种叙述框架,分别由恩格斯、麦克莱伦和哈贝马斯提出。这三种叙述框架各有其优点,但也各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者在某种程度上都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但通过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问题域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出第四个叙述框架,从这一框架看,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既不依附于黑格尔思想、也并非只是作为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过渡"和"中介"的独立的思想运动,而其解体正是这种独立性本身的体现。     

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和革命

研究青年马克思的人通常都很强调要对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对他的影响作出估计。本文的着眼点稍为不同,而是试图重新确立这样的认识,即青年马克思并不过分看重哲学批判在导致社会变革上的作用,而是开始强调无产阶级所要起的作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是不断发展的,而且很早就包含有这样的因素,这些因素使他能沿着完全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道路发展。     

法国启蒙思想批判与《神圣家族》的政治哲学主题

青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思辨神学,通过对鲍威尔批判的法国启蒙思想的批判,超越了法国革命政治学和法国唯物主义。马克思以萌芽的唯物史观解蔽自我意识哲学的精神幻觉,以新启蒙的笔触书写"使用实践力量的"群众的历史,进而彰显群众事业的世界历史意义。让符合新时代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群众利益的思想来启蒙群众做出合宜的政治选择,是马克思基于现实政治且影响未来政治走向的政治哲学创见。     

法、自我意识和国家——重访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黑格尔转向”

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存在一个从康德-费希特形而上学转向黑格尔辩证法,并运用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论证自由原则的阶段。但仍存在分歧的是:自我意识究竟接近康德-费希特还是接近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如何与自由的自我意识相并存。回到1840年前后德国的思想语境以及青年马克思的探索历程中去,从历史法学派争论、基督教人格主义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演进出发,可以发现:以自由的实现为原则,建构将现实和理性结合起来的法和国家哲学,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初期聚焦的问题意识。相应的,较之借助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实现的"唯物主义转向",由"物质利益难题"所引发的"市民社会解剖",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唯物史观"的制订,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更为关键的理论转变。     

关于康德对启蒙可能性阐述的分析

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造成理智不成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懒惰,二是怯懦。这是人自身的缺陷对启蒙的阻碍。然而,排除这些因素,启蒙所需的只是自由。康德区分了两种自由。公开和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这样一来,只要有一个开明的君主能允许自由,那么启蒙就可能实现。     

论青年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

历史进步观是青年马克思著作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隐性话语"。少年马克思继承了启蒙思想对进步的推崇。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交往之中,马克思逐渐意识到抽象进步理论的不足之处。随着马克思从政治批判走向经济批判,他对历史进步的理解更加辩证透彻,并批判了与抽象进步观相伴随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

本文所谓“启蒙哲学”,指的是“启开封建主义之蒙昧,迎接资本主义之光明”的哲学理论;“中法启蒙哲学”则分别指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夕和中国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哲学。后者是在前者的传播和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如此,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法国启蒙哲学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事实上,中国启蒙思想家对法国启蒙哲学是有选择、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的解释贯穿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不仅表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也体现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一种在形而上学上要求很高的历史哲学，“对象性类本质的哲学人类学”是其历史哲学总构想的核心资源。在1843-1845年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语境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历史哲学，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哲学构想辩护。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尚未完全把经验的-偶然的因素与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因素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之中。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试图在批判的社会哲学形式中确定因果运作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的类本质得以在经济过程中经验地实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分析彰显了他的历史哲学构想。马克思断然反对“概念的-哲学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之间的简单同一。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生史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

在本文看来,马克思哲学中包含着一定的斯宾诺莎因素,这一因素决定并制约着由马克思向斯宾诺莎的回溯空间。从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的理论史的梳理将表明,与同样被归之于黑格尔哲学因素、但被马克思确定性地反叛并超越的费希特-鲍威尔因素以及费尔巴哈因素相比,斯宾诺莎及其施特劳斯离马克思哲学更近。承袭费希特主义的鲍威尔、赫斯、切什考夫斯基等的自我意识及其行动哲学,开出的是离弃启蒙精神的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费尔巴哈缺乏社会政治批判意识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则是启蒙精神的倒退,而施特劳斯所承继的斯宾诺莎的实体论及唯物主义则保留了唯物主义及其基本的启蒙立场,包括斯宾诺莎的生命政治意识,均为马克思一般性地继承。但一旦超出启蒙论域,斯宾诺莎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因素,就显得勉强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止步于唯物史观。     

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逻辑进路的伦理向度——以精神现象学的嵌入为视角

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呈现出从《莱茵报》时期对彰显特殊自由的市民社会与昭示普遍自由的政治国家间的对立所产生的“苦恼疑问”,到《德法年鉴》时期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造成的手段与目的的颠倒而感到的“困惑不解”,再到《巴黎手稿》时期对因资产阶级私有制而造成的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个体生活与类生活之间的斗争而提出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发展的清晰的逻辑路线图。精神现象学揭示了自我意识的伦理性对苦恼性的超越历程,即从自我意识环节的苦恼意识,发展到理性环节的自我意识的颠倒(自由的普遍性与个体性的意识错乱),再到精神环节的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否定性(自由的普遍性被个体性僭越),最后到绝对精神环节经绝对宗教概念的发展实现了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和解,最终以绝对知识所理解的意识与自我意识统一中的纯粹的绝对自由而终结。它嵌入在马克思早期对政治哲学的逻辑把握中。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在对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关系的追问中彰显出鲜明的伦理向度。     

历史·正义·科学:苏格兰启蒙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三题

马克思与苏格兰启蒙哲学的关系是一项以往受到忽视的重要学术议题。基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苏格兰启蒙哲学以崭新的经验理性主义和关于现代生活的务实取向而走在了时代前列,并引导启蒙精神向社会物质领域纵深推进。具体而言,苏格兰启蒙学派分别在历史观、正义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三个层面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话语与问题意识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深入挖掘苏格兰启蒙学派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承与分殊,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品质与理论深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本质内涵,以及在今日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重建劳动主体性与解放的力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反启蒙运动的启蒙——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新解

启蒙的本质是用知识来取代意见,它最终落实为以知识的探寻为根本目的的生活。而启蒙运动的本质则是把启蒙的精神运用于社会改造的过程中,这包括"启蒙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启蒙化"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启蒙与政治的完美结合。但是贯彻到底的启蒙运动一定会走向自我瓦解的终点,因为启蒙对于启蒙运动的反思恰恰必须成为真正的启蒙的第一主题,也就是反思启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生活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 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 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哲 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立场。 首先,哲学作为"批判",指向的是批判者"自身的物质环境"以及批判者自己的哲 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青年黑格尔派来说,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即当时的"德国现 实",他们的哲学即当时的"德国哲学"本身。他们应当既批判当时的德国现实,又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