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与本心——孟子心灵哲学研究

孟子之心分为人心与本心。人心是欲望。欲望具备些许理智,不可等同于思维之心。本心即仁、义、礼、智四端,为人性。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即本。人心与本心皆无意志内涵和功能。"志"指仁义之性,亦区别于意志。"尚志"即养性、任性自然。孟子反对依赖于意志的主观故意。在孟子那里,本心之性远甚于理智性的人心。     

情理、心性和理性——论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与特色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以康德作为会通儒家与西方思想的桥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思想完全否定情感在道德基础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在道德哲学的基础方面,儒家道德思想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共同点反而不及与休谟经验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共同点多,彼此沟通的难度也更大。实际上,原始儒家道德思想的建构有其独特的路径,就是情理合一,其成熟形态则是孟子的心性论。从《性自命出》的"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经过《五行》篇"形于内"的探索,原始儒家道德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以四端说四德,性、心、情理合一,以心性论完成了情、理合一,成为儒家道德理性的典型形态,进而为工夫论奠定了内在基础。     

性善:“伦理心境”还是“自然倾向”

杨泽波教授的"伦理心境"说是对孟子性善论的一种代表性诠释,他最近以"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说补充和发展了这一诠释。人性中确实有道德方面的"自然生长倾向",一方面人自然会发展出亲子之爱和恻隐之心等道德情感,另一方面人性中也具备发展出道德反思、理解和判断等理性能力的要件。而且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内容也不是自成一体的存在,"伦理心境"不只是社会生活在心灵中反复印刻的结果,它们都有"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作为基础。相较于"伦理心境","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更适合用来解释孟子性善论。据此,性善既是性本善,也是性向善,合言之是性本向善。性善是自然、经验的,而非超自然、先验的。性善有一个包含着情感和理性的立体架构。     

孟子论性善与性命

孟子人性论具有二重视角:一重是本体的,一重是工夫的。就前者而言,孟子以性善论人性,强调"四心"是人性善的内在根源,主张通过"存心"的方式来保有四心。就后者而言,孟子以性命论人性,认为人性中存在感官欲望的部分,这一部分既会受到外在必然性的制约,也需要人在道德意识与感官欲望之间确认价值的合理性以作为人的本质,从而达到生命的充分实现与完成。孟子人性论的二重视角直接通向道德选择问题。只有将二重视角结合,才是孟子对待人性的完整态度。     

认知、认同、践行——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的反思与超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核心,在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理性认知是前提、情感认同是关键、践行外化是目的。但在培育过程中前后衔接却出现了问题,即理性认知有待完善、由理性认知培育情感认同存在挑战以及情感认同向践行转化动力缺失等。所以,为解决培育过程中的问题,提出了三种续连的路径:理性认知过程以"情"入"理",认同转化过程以"理"明"情",外化践行过程需"情""理"相融。     

“无意之罪” 何以归责?——哲学与精神分析论域下的“无意识意愿”及其伦理意蕴

从古希腊以来,行为的自愿性或有意性便被视为道德归责的依据,而经过基督教哲学对意志及其自由决断的探讨,人的道德主体性开始被明确奠基于自由意志之上。在此过程中,作为相关理论学说的试金石,并非出于自觉的意愿而导致的罪过即"无意之罪"的问题一再以不同形式被提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对于"不能自制"问题的分析,还是奥古斯丁对于情感最初波动之罪的考察,实际上都对意愿或意志活动的无意识维度及其伦理意蕴进行了揭示。时至现代,作为精神分析创立者的弗洛伊德通过对"无意识"的系统探究,深化了对于意志问题及其复杂性的理解,并正面勾勒出了某种"无意识意愿"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拉康在驳斥对欲望的自然主义解读并赋予欲望以特定伦理内涵的同时,也通过重新界定欲望、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并构想一种自愿为他者揽责而实现的自由,从而实现了对西方传统的哲学心理学与伦理观的创造性重构。     

《性自命出》、《中庸》、《孟子》思想的比较研究

《性自命出》、《中庸》、《孟子》三者都讨论了性、命问题,都把"性"看作为来自天命的,就这方面说,它们的思想是相通的。但由于它们对"性"各有不同的解释,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特点。《性自命出》以情释性,提出了"喜怒哀悲之气,性也"的思想。《中庸》则受其影响,也以情释性,以喜怒哀乐的情之未发,处于不偏不倚的中态为性。而《孟子》与《性自命出》、《中庸》不同,主张以社会道德观念(道德心)释性,提出了天赋道德观念的人性善思想。这一思想直接来自于《五行篇》。《性自命出》、告子的以生理心理情感欲望释性,最后为荀子所发挥,提出了人性恶的思想,从而形成了战国时期在人性论上的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向。     

身份认同:《论语》中的祭祀认知问题

在《论语》里,祭祀具有群体身份巩固与个体身份认同的双重作用。祭祀活动在具体实践路径上实现了宗教情感与人文理性的双重融合:理性中融入情感,使外在的仪式充满神圣性,规范个体对族群的正确认知,区分"自我"与"他者",强化了个体对族群的内在皈依感;同时,情感中保持理性,强化个体身份在现实世界的认同,规范塑造情感、欲望、意志以现实世界为主,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在此世中实现"超越"。     

礼制的规范与人性的理解——荀子人性新论

荀子对"性"概念的界定是属于"生之谓性",是指人基于其自然生命之上种种生理及心理的本能和欲望。孟子的"性"是基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立言,而荀子的"性"则相反,其所指恰恰是人与禽兽之共通性的属性而言。从广义上来说,荀子人性论内涵心、性、情、欲四者;从狭义上来讲,荀子人性论主要是指情与欲二者。荀子通过外在的"礼"与内在的"心"实现了人性的自然性向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性转换,这也是人的自然性向社会性转变的过程。     

孟子责善论面临的合理性挑战

围绕孟子的责善论,后世学者既有辩护、传承、创新和发展,也有批评、责难。作为处理父子这一特殊人际关系的学说,孟子的责善论自古以来引起了长久而又广泛的争议和驳难,面临三种合理性挑战:一是己他关系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说的"古者易子而教"并不像他所担忧的那样一定会造成双方关系恶化;二是血亲伦理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的理念与儒家一贯主张的谏亲理念难以融洽,导致血缘亲情与道德理性难以统一、亲情伦理与社会伦理难以统一;三是孟子的"父子之间不责善"理念因担心直谏、义诤和厉言会损害父子仁爱亲情走向拒绝"父子责善",这与他的仁宅义路观念、与仁义礼智"四德"为人的类特质思想相冲突。     

古典之美:理智与情感的变奏

姑且不论古典艺术的形式法则,单是对古典之美进行审美主体方面的考察,便会发现在古典艺术兴盛的特定时期,审美主体的趣味是艺术审美形态的主导因素.在由情感与理智构成的二元因素结构的心理中,审美主体表现出了整体的单一性,这种单一性的达成也需通过情感与理智的斗争和妥协.在古希腊时期,哲学理性处于对个体情感的绝对驾驭地位,而在中世纪,宗教理性则取代了个体情感,支配了主体的审美判断.最终,在古典时期的审美主体心理倾向上,发生了情与理的斗争,并以理的全面胜利收场.自然,古典艺术表现出了崇高的理性光辉.     

道德自觉意志之显现与存养——孟子思想的道德形而上解读

孟子的道德理论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首先,价值根源与道德自觉意志的显现。"四端"之"端",既为端绪又为始点,人通过对当前问题自觉之反省,觉振道德主体内在固有的自觉意志,进而肯定人的自觉意志本然具有成就德性的能力。其次,将内在道德意志畅遂发皇地推发出来。道德认识论之"应然"不必然体现于道德的实践当中,故须有自觉意志的存养之道,亦即自觉之努力,方能充分展露自觉心所含有的德性。最后,"志""气"对扬,须以"志"统"气",以德性自觉意志统括生命情意。总之,在孟子德性思想的脉络中,主体的成德进程是由价值意志内在之自觉,进而扩充以达至本体德性而最终完成的。     

从习俗伦理责任到道德责任——西方责任伦理思想的现代性变迁

责任概念本身具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西方责任伦理思想产生了"习俗伦理责任"、"类理性责任"与"道德责任"三种责任形态的变迁.在传统社会里,人的责任是个人对自己所在社会结构的习俗伦理责任.现代社会里的责任为个人基于主体外在自由的类理性责任.后现代社会里的责任为个人基于主体意志(内在)自由的道德责任.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使得责任解除了外在结构的要求,走向了道德责任.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孟子“义路”说与儒家实践理性的确立

对儒家实践理性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儒学中的实践理性到底指什么?儒家表达实践理性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学界并无明晰论述。其实,表达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是"义"。"义"就是对"仁"学价值的实现之路。"义"的实践性功能在孔子思想中已被肯定,但受"礼"的制约而未能独立。孟子的"仁心、义路"说突破"礼"的限制,建立起一个价值本体与价值实践相对二分的理论结构,将"义"阐释为人的内在理性,又外化为"人之正路",从而为儒家确立了在现实中实现"仁"学价值的实践理性。"义"之所以可以成为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就因"四德"中的"礼""智"等概念在实践功能上只能从属于"义"。     

非理性"哲学范畴的内涵及二重性之我见

一、“非理性”范畴内涵的确定作为哲学范畴的“非理性”应是对意识、行为主体中种种非理性因素的综合反映，既包括未经大脑的主体行为，也包括虽经大脑，但未被主体自觉意识的精神现象和主体行为。具体说来，“非理性”哲学范畴的丰富内涵可从以下几方面确定。其一，就人类精神整体而言，“非理性”哲学范畴是对统一人格中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现象的反映。人格是“知、情、意”的统一体。“我”不仅是逻辑思维的主体，即求知、理性的主体；而且又是情感、意志的主体。情感、意志以及相应的兴趣、性格等是主体精神活动中伴随理性化认知过程…     

《性自命出》情感哲学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是介于孔孟之间的先秦儒家著作,在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的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研究孔孟之间儒家情感哲学的重要来源。从情感的来源上讲,"情生于性",将人的情感真正纳入人性当中,从根源处论证了情感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情感的特征来看,强调真情、美情,以哀乐论情,最早提出至情必悲,开启了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从情感的善恶来看,人情可悦,人情为美,情感有向善的趋向,情善导致性善,为孟子的性善论,起到了一个重要的过渡作用。     

养气、知言与赞美孔子——《孟子》“知言养气”章新解

中国古代的气可分为物质之气与精神之气,后者又包括血气、情气和德气。血气主要针对人的生理欲望而言;情气指人的自然情感活动,如“喜怒哀悲之气”;德气则指人的道德情感活动,如仁气、义气等。孟子的浩然之气不是来自血气、情气,不是对血气、情气的理性升华,而是来自仁义之气,是“集义所生”。孟子的“夜气”“平旦之气”均是指德气而言。孟子自称可以做到知言,可以辨别言辞的错误所在,但没有提出一套分析错误言辞的理论方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孟子过分重视良知、良能,强调心的直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验认知的作用。辨别错误言辞不能仅仅靠良知、良能,还要靠经验观察、逻辑分析,而这恰恰是孟子所缺乏的。孟子高度肯定、赞美孔子,实际是通过孔子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视孔子为自下而上用文化、道德影响政治的新王,在得君行道之外,探寻一条觉民行道,甚至为君行道的道路,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价值理性的自觉与优良秩序的基点——孟子人性学说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古代最早将理想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寄托于天,而孟子通过赋予天以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意涵,将这一问题转向对人性的探讨,从而使客观的天道具备了人道的主观价值。孟子明确了人禽之别在于人性内在的价值尺度,使人从动物式的生存转向道德性的社会生活,从而对承载价值理性的人做了进一步规定。孟子将价值理性把握为一种无限的思维指向而非一种认识结果,使个别之"民"向普遍之"人"的转向成为可能。孟子的人性学说实现了人的价值理性的自觉,在优良政治秩序构建的方法论意义上影响深远。     

孟子恻隐之心中的情感与德性

本文从恻隐之心入手分析孟子的人性论。恻隐的内涵是对他者苦难的哀痛,具有自发性、原初性、主体超越性三个特点,是人的一种基本情感。恻隐不等同于同情,同情并不是原初情感,而是对某些基本情感的抽象和反思。离开宋明理学本体-发用的框架,恻隐作为道德情感应在人作为"类"上来理解。作为类的特点,道德情感才具有实存性和普遍性。从道德情感的实存出发,以人类的情感实存来构建儒家德性体系,是孟子论证人性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