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是否可教?——兼解柏拉图的《美诺篇》

在《美诺篇》中,柏拉图试图放弃他承自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信念,以彻底与智者决裂.但囿于定义论思维方式的固有局限,混淆了道德德性和技艺德性.只有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厘清技艺德性、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才能辨明柏拉图在《美诺篇》中陷入的困局,并合理解答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     

近代“自我拯救”政治的困境与神学复活

近代政治哲人背弃古典宇宙论神学,把"自然"从存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他们试图以"解放"了的"自然"为"始基"构建"自我拯救"的政治共同体。然而,他们的"自我拯救"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境:霍布斯"利维坦"的自我解体;卢梭良知开显的时间悖谬。为了解决困境,卢梭被迫回到古典,创设了自然宗教,试图以信仰的力量战胜良知开显的时间障碍。但实质上,卢梭复活的是唯意志论神学,因此,卢梭这一"自我成神"的神学复活方案并不能解决近代"自我拯救"的困境。     

卢梭论文明与道德——重温《论科学与艺术》

《论科学与艺术》包含了卢梭许多后来思想著述的萌芽,它讨论的是科学艺术的"近代复兴"与道德的"社会风俗"的关系。卢梭仅将科学艺术视作文明,并把它们与道德对立起来,认为近代文明失去了本原的道德精神实质。但所有的成熟文明都包含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道德也是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是文明的价值和规范的基础。卢梭没有意识到,否定文明也就等于否定了道德。但卢梭文中对科学艺术的批判反思,对道德乃至宗教救赎精神的推崇,赋予其思想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与启示意义。时代发展到今天,科学的进展和艺术的普及已经发展到了卢梭难以想象的程度,科技的兴盛固然带来了普遍的福利,却也走近了这样一个门槛:高新技术给人类带来无数方便与好处,人类的控物能力不断大幅提高;与此相比较,人类的道德自控能力若没有相应的提高,科技的发展可能带来难以预测但却可能改变人类文明命运的后果。这种不平衡无疑会是人类文明一个持久的基本矛盾。     

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德性

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的关系问题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理智主义立场只是一般地坚持并主张了理智德性在道德实践中的核心地位和积极作用,但是,却很少讨论到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之间的具体关系,尤其是理智德性中五个主要的环节在道德选择过程中各自所承担的不同的功能和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与文本紧密结合的深入而具体的论证。从这一理论需要出发,通过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文本的深入分析和诠释,可以论证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各环节之间的体系性的关联,尤其是明智在沟通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一般和具体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人为德性与文明社会的秩序构建——对休谟正义理论的辩护性阐释

休谟的正义理论是克服现代个体自爱与社会性之间系统张力的重要理论努力,但这一理论一直面临一项质疑:正义作为人为德性,其"德性"面相与"人为"面相存在内在矛盾.针对道德心理机制和人为秩序构建过程的细致分析表明,一方面,休谟的德性理论重视行动后果,主张对行动后果的同情是道德评价的出发点,能够为服务于功利后果的人为制作赋予道德尊严;另一方面,休谟的人为秩序构建理论强调动态过程,在小型社会到大型文明社会的演化中,开明自利的自然动机和正义感的道德动机相互配合发挥作用."德性论"与"人为论"彼此支持,共同奠定了大型文明社会的正义秩序.     

“生生”、“感通”、“偕行”——《易传》的天人共生哲学

天人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的基本含义之一相当于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自然与人;基本含义之二是视天人为有德性(道德)的、有能动性的动态的、协调的存在。中国哲学中的这种天人观在《易传》中表现为"生生"——"感通"——"偕行"的天人共生态。《易传》既将天人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自然的生命有机体,又充分发掘天人的德性,并使二者相资相长,"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人各有其位,各尽其能,各循其道,"各正性命",一体偕行,共生共存共荣。     

文摘

道德信仰与宗教信仰 任建东在其出版的《道德信仰论》一书中谈到,从宗教特别是世界性的几大宗教与道德信仰的关系来看,宗教信仰不等于道德信仰,但在宗教信仰中的确包含着道德信仰。由宗教信仰而来的道德信仰依附于宗教神学,通过道德的“神启论”,使社会道德通过对神的信仰而得以确立和实现;使人在对神的崇拜和信仰中接受所谓神所颁布的清规戒律,这些戒律有宗教活动所特有的规定,但更多的是指向人的社会生活,用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在宗教信仰的框架之内为人提供着道德生活的准则。在现代社会缘于人精神的空…     

明智:性质、目的和意义——作为一种日常观念的明智概念

现代汉语中的"明智"一词,是由传统的"智(知)"的概念分化而来的。日常语言中的明智,兼有能力和品质的性质。从能力的角度而言,它对应于理智的理论认知能力和实践推理能力,而在实践推理方面又包括审慎推理和道德推理两种不同的推理活动;从品质的角度而言,道德推理中的明智可以被发展为一种品质,但却又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品质。基于此,常识道德对明智的评价不但不是最高的,反而略显暧昧和可疑,因为明智所指向的目的常常是"为己",而非"为他"。这种意义上的明智可能会在日常观念中引发一种近乎直觉的质疑:道德应该是与对他人的关切有关,致力于实现行为者自身目的的明智似乎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道德。更重要的是,明智与道德之间的这种张力不仅存在于日常观念之中,还存在于将德性与幸福视为核心概念的德性论之中。要想澄清这些与当代德性伦理学讨论紧密相关的问题,就有必要对日常观念中的明智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考察。     

道德如何教育——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为中心

关于道德如何教育的问题,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探讨了三种解决方式,即对话的、独断的以及问答的教学方式,其代表分别为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康德自身。苏格拉底从德性即知识出发,强调知识即回忆,道德的受教过程就是天赋理念的回忆过程。亚里士多德倾向于从习俗的立场来理解德性,主张德性的习得最终要落实于习惯的养成之中,道德不是先天据而有之的,它是后天训化的结果,人们只有运用它才能真正拥有它。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不同,康德尤为重视从德性的"新生论"与"道德自律"的角度来阐释道德的授受问题,以此摆脱传统思想中的"预成论"与"道德他律"的缺陷。不过,他的道德哲学与其道德教育之间的悖论问题也由此引发了后世学者持续不断的争论。     

孔子是怎样解释《周易》的

孔子与《易》是有密切关系的,抛开《史记》和帛书的记载不言,仅就《论语》中两条最直接的材料来看确实如此。"加我数年……"当为孔子五十之前所说。五十之前,孔子也曾学《易》,而孔子认为知天命之年尤需学《易》。"不占而已"表明孔子解《易》以德,判定吉凶不需要占筮,而是取决于人的德性。孔子以"生生之德性"解《易》,以"道德必然性"解"天命",通过揭去《周易》的神秘外衣,发掘并发展其天人之学,将隐微难言的性与天道托诸于显著的人道德性,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德性学说。     

论《孟子》德性修养过程中的道德失败

通过对孟子德性修养过程的讨论,可以为信广来指出的孟子关于道德失败问题中存在的两点疑难给出解释:耳目之官是否为道德失败负全责,"心"又和道德失败的关系如何;名誉的追求为何一方面呈现积极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又成为道德失败的缘由。从德性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看,一方面存在着阶段性的道德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最高的道德准则,这使得孟子对道德失败的问题在不同的文本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通过对道德失败不同层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孟子》中可以解读出从社会性欲求与儒家伦理之结合的德性发展维度。在这一维度中"他人的认同"和"好名"比起感官欲望的追求来说,有着更高的道德价值。虽然"好名"比起最终的道德动机之纯粹是一种道德失败,但是在能够放弃物质欲求而实践儒家伦理方面又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道德失败问题上,"好名"所象征的人的社会性一面可能在整个德性养成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在德性修养的实践层面上,这样一种对人的社会性发展过程的肯定也可能为从"四端"到"四德"逻辑上推类和情感上扩充所不能解决的德性发展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论西方古典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德性在于符合自然生活,因而伦理学首先就需要研究神性、人性和物性,也就是研究万物的"自然"。但思考自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认识神明,也就是最高的善,从而走向德性。在思想领域,"认识"本身不是目的,达到道德的高尚性才是,因而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认识"的限度,这也是属人的根本"义务"。义务在于行动,行动必须以智慧和良善为前提。德性乃是理性的保证,理性与德性的连接点在于"完善",达到存在的最高境界。研究这种境界的哲学不是知识的展示,更不是概念的思辨,而是治疗灵魂使之达到德性的生活方式。古代伦理思想的基础在于大写的"理性",其目标在于"高尚",其方法在于"义务"。理性的根本任务在于以自然天道为基础的"致良知"。     

儒家从“修身”到“成圣”的理论“奇点”

儒家"修身"之"身"有两层含义:"体察本心"和"身体力行"。在此意义基础上的"修身"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培养德性;把德性恰当地运用于生活。在儒家看来,圣人是拥有德性并恰当而娴熟地运用德性的典范,因此,"成圣"就成为"修身"的最终目标。但是在儒家的功夫论中,道德的主动性与道德落实的能力之间需要一个转化点,否则从道德动机到道德行为就难以顺利实现。儒家特别重视的道德情感作为这一转化点,保证了"修身"到"成圣"的可行性。     

德性的式微与回归

德性作为一种内在自觉的约束力在古代社会中曾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各种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础.近代以来,德性却在各种"强力场"的强势冲击下逐渐"边缘化".时这种"边缘化"的产生,现代性无疑有重大的责任.在德性伦理的重建中,德性伦理也存在着自身的悖论,这就要求伦理学界互相借鉴,以期实现道德伦理体系的完整性和作用的发挥.     

德性悖论及其消解之道

美国汉学家倪德卫提出了一个类似于美诺"知识悖论"的"德性悖论":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道德教育,他一定已经有了德性;如果他没有德性,就根本不会去接受道德教育。如此,则道德教育和学习似乎要么不必要,要么不可能。"德性悖论"对儒家思想提出了某种挑战:不"欲仁"者如何可能转变为"欲仁","小人"如何可能"立乎其大"?但是"德性悖论"预设了错误的前提,道德教养可以在没有明确的道德意向的时候就发生,它可能是出于理性自我利益的考虑,也可能是先天本性的自然流露,或者习焉不察地受到社会影响。伴随着道德经验和反思能力的发展,人才会对道德和自我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发生自我作为道德主体以及道德意向的顿悟。孟荀殊途而同归,可以消解"德性悖论"的挑战。     

“善良意志”与道德权限

“善良意志”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他将善良意志提升到道德领域的至善地位,从而确定了道德的纯粹性。他还借助善良意志划分了善与恶的界限,指明了责任作为检验善恶的标准,将传统德性论的品质和功用主义的幸福都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由此,康德还将伦理与道德的界限做了区分,他强调伦理与道德各自明确自身的权责,从而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中的"伦理的理性主义"

虽然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但是,当其他启蒙思想家对理性、文明、科学、进步充满赞美时,卢梭却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敏锐地觉察到了被神化的科学理性所隐含的危险,揭示了科学的进步与道德风尚之间的深刻矛盾.尽管他对科学伤风败俗的指责并不严谨,但却以"伦理的理性主义"的视角触及了启蒙时代的重要问题.这不但成为他后来学说的出发点,也开启了启蒙运动对唯科学主义的自我反思.     

马克思道德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把马克思道德理论解读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总体上看,这些学者的论述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道德立场在何种意义上追问"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德性论的核心问题;二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道德概念是否奠基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功能论证"以实现人性向道德的过渡;三是历史唯物主义以何种不同于亚氏德性论的方式来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有效辨析亚氏德性论与马克思道德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发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视阈中道德理论的实质内容,即以制度批判和革命实践的方式消除私有财产,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区别于亚氏德性论式的独特的道德理论。     

从自然到本末:《老子道德经注》中的德性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老子道德经注》所谓的"自然"包括两种含义:广义上的"自然"是指人类本性当中所固有的天地之性、"知"和好恶取舍之情等多种能力;狭义上的"自然"用来称谓实现"无"或整体性存在的能力。通过自愿地运用"无"或"以无为用",人类不仅可以成就"上德"和德性,而且也能消除"下德"和仁、义、礼的弊端。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中提出,只有以"上德"与德性为"本",人类才能有效地驾驭"下德"与道德规范所代表的"末"。     

试论希伯来“耶和华”与道教“天”的概念异同——“一神论”和“无神论”对比

中国的上古文献中渗透着"天有意志"的思想,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曾经存在类似希伯来式的上帝信仰,并希望由此能把两大文明连接起来。但笔者把轴心时期《希伯来圣经》的"耶和华"形象和道家原初经典《老子》中的"天"的概念相对比,并从汉代道教正式形成时的经典《太平经》入手解读"皇天"的概念,发现《老子》中的"天"和《太平经》中的"皇天"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在道教时期"天"有表现出相对明显的人格化属性,但它依然无法违背自然之道来创世或影响"道本体"。这与《希伯来圣经》中耶和华介入历史创世、创造奇迹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中国古代的"道"与"天"及相关的概念不是希伯来式的信仰对象,其本身是非人格化的,具有无神论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