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民”伦理与普世伦理

"新民"伦理是一种资产阶级伦理。梁启超吸取西方资产阶级伦理的个人主义伦理观与中国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伦理观,创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新民"伦理。梁启超的"新民"伦理虽然吸取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伦理观,但与立足于个人主义道德原则基础上的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它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整体主义伦理基础之上、注重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和谐的中国式的新资产阶级新伦理,具有普世的伦理价值。     

伦理启蒙的形而上学基础

启蒙作为本源于西方文明的哲学思潮与社会运动,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价值。这一普遍性价值在方法论和伦理学向度上的表征最为明显。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对于启蒙思想的引进和诠释上表现尤甚。相对于西方文明宗教启蒙作为主要论域,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以伦理为中心,内在地要求伦理启蒙作为中国近代启蒙的民族文化特性。虽然近代中国启蒙先行者注意到在方法论和伦理学层面阐扬启蒙的普遍价值,但由于特定历史阶段对富强与主权的强劲要求,作为伦理启蒙的形而上学基础,个体主义被浓墨重彩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涂抹得难以辨认。从地域性和时代性文化中抽离出来的普遍性启蒙精神,被中国人自身文化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禁闭起来。     

伦理启蒙的形而上学基础

启蒙作为本源于西方文明的哲学思潮与社会运动,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价值。这一普遍性价值在方法论和伦理学向度上的表征最为明显。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对于启蒙思想的引进和诠释上表现尤甚。相对于西方文明宗教启蒙作为主要论域,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以伦理为中心,内在地要求伦理启蒙作为中国近代启蒙的民族文化特性。虽然近代中国启蒙先行者注意到在方法论和伦理学层面阐扬启蒙的普遍价值,但由于特定历史阶段对富强与主权的强劲要求,作为伦理启蒙的形而上学基础,个体主义被浓墨重彩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涂抹得难以辨认。从地域性和时代性文化中抽离出来的普遍性启蒙精神,被中国人自身文化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禁闭起来。     

“老我”与“新我”

有一位基督徒睡着了,他身子里的“老我”悄悄地爬起来,刚迈出两步,迎面碰到了“新我”。“老我”怒不可遏地啐口骂道:“你这个怪东西,什么时候到这身子里来的?这是我的地方。赶快滚出去!” “新我”反驳道:“基督徒已经看透了你的本质。     

“一生一次”:笛卡尔与现代形而上学的“新计划”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中尝试的现代形而上学"新计划",突破了早年的方法路径,通过"一次性"的形而上学怀疑及其取消,在一个不可经验的认识原点上,为新科学及其认识原理提供了新的基础。     

“实践理性”与“伦理精神”——基于黑格尔道德形而上学理论资源的研究

一、道德形而上学难题及其理论假设如果试图建立道德的形上而学, 如果试图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对中国伦理进行哲学把握, 那么, 以下三个问题可能是道德形而上学研究并未真正解决而又不可逾越的前沿性课题:1. 伦理道德的形上本性是什么: 具体地说, 到底是“实践理性”还是“精神”? 虽然自康德提出“实践理性”的概念以来, 伦理道德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与“实践理性”可以相置换的概念, 然而,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的维度上, 这种学术定势都有待质疑和反省。审慎地梳理道德形而上学的历史资源就会发现, 关于伦理道德的形上本性, 在康德的“道德理性”…     

论形而上学的“限度”与“过度”

<正>形而上学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追问并构建自身存在的预设前提,这个预设前提就是形而上学能够显现自身特质的限度。古典的对象性形而上学的预设前提或根基是本体,其固有的限度只能关注于对象的纯粹客观有效性。笛卡尔确证我思的明证有效性先于我     

“存在的遗忘”与形而上学的终结——论科学的形而上学化与形而上学的科学化

当下对“存在”的任何思虑不能不触及“科学”。科学是整个现代性的聚讼之处,也是整个现代世界的图景。任何关于哲学的或科学的思考都无法回避这一点。那种被称为“科学”的东西已经取代“存在”而上升为“根据”。潜藏在诸多关于科学的“能指”背后的是一套精致的形而上学的体系、传统以及一种生活理念。现代性反思的关键正是在于要准确地提出科学问题。不准确地提出“科学”问题,“存在”的遗忘问题就无从把捉;不准确地提出“存在的遗忘”问题,“科学”就没有来由。因此,关于科学与哲学的探索不得不面临诸种危险,于“科学”大行其时之际“…     

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

孔子时代是一个存在着严重“道德危机”的时代 ,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 ,文化道德问题更多、更复杂。孔子思想对于建立“全球伦理”可以提供极其有意义的资源 ,如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是可以为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国家所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 ;“和而不同”应是寻求“全球伦理”的原则 。     

笛卡尔的“mathesis universalis”与形而上学

我们如何来理解和翻译笛卡尔的"mathesis universalis"?要知道这是笛卡尔整个哲学的一种方法论基础,它究竟是"普遍数学",还是"普遍科学"?它和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又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通过梳理笛卡尔的"mathesis universalis"和形而上学概念就会发现,他的这个神秘的方法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形而上学的预设,即其中的秩序思想蕴涵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变革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更应该把"mathe- sis universalis"理解和翻译为"普遍科学",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理解和翻译为"普遍数学"的话,就削弱了笛卡尔哲学更加突出的形而上学变革意味。     

西方的“生态伦理观”与“形而上学困境”

当代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在反对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形而上学时,陷入了自然主义形而上学,因而不能摆脱形而上学困境。本文提出"环境价值"概念,把环境价值作为生态伦理学的伦理根据,从而超越了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两极对立,超越了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存在的"形而上学困境"。这种生态伦理学实质上就是环境伦理学。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及其与儒家伦理的比较

康德所开创的道德形而上学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物理学之后\",即以知识论和逻辑规范为框架或\"模型\"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原则。这种规范伦理学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在出发点上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可以以某种方式相容和互补,即以康德规范伦理学的普遍原则为纲,而以儒家的\"良知\"和\"四端\"学说为补充。但前提是,首先对儒家伦理进行一番现象学还原,剔除那些具体的缺乏普遍性的伪规范,还原到其中的人类共同的规范,也就是通过具体批判来达到抽象继承。这就是我所设想的中国今天的道德建设路线图。     

科学的新上帝?——“新时代科学”的形而上学

现代科学的有关研究成果,似乎证实了宗教和神秘主义在很久以前所揭示和阐发的东西。但由于科学本质上只提供受造物的信息,故其本身并不创造一种世界观,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数字医学”发展与伦理问题初探

数字医学是医学与现代信息化技术相融合而产生的医学新形态。数字医学在产生与发展中形成数字医院管理、数字医学工程和数字医学研究三个领域。数字医院源于医院信息系统的大规模开发应用和网络建设;CT的发明和使用是数字医学工程的巨大突破,也被公认为是数字医学的发端;数字医学研究则肇始于数字化人体的研究。数字医院管理的信息安全、知情同意、患者的隐私保护,数字医学工程的二次侵害、设备的可靠性与稳定性、成瘾问题,数字医学研究中人的尊严等伦理问题需要引起广泛的重视。     

“克隆羊”的问世与科学技术中的伦理问题

“克隆羊”的问世与科学技术中的伦理问题叶松庆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４日,英国《泰晤士报》披露了一条重大科技新闻：英国爱丁堡卢斯林研究所胚胎学家伊恩·维尔穆特运用克隆技术（Ｃｌｏｎａｌ无性繁殖技术,遗传物质复制）于１９９６年７月５日成功地培育了一只名叫“多利...     

“宴尔新昏,如兄如弟”与儒家伦理

《邶风·谷风》中的\"宴尔新昏,如兄如弟\"一句,表明在《诗经》时代,兄弟亲密乃属社会共识,并且兄弟亲密程度在夫妇之上,这在《小雅·常棣》一诗中可以得到印证。究其原因,乃在于兄弟关系属天伦,夫妇关系属人伦,人伦不及天伦亲厚。从\"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伦理教化意义上讲,有一个从强调兄弟相亲的\"亲亲\"到强调尊卑等级的\"尊尊\"的嬗递过程,其背景在于战国晚期以来德性伦理向政治伦理的转换。     

当代科学的新形而上学

自我超越是人类知识的特殊品格。那些一向是确实的毫无疑问的思想和概念先是受到怀疑,随后就被弃置。它们被一些全新的概念取代,而这些全新的概念又为新的思想认识体系奠定基础。这篇论文旨在说明当代科学的进步正在超越历史上一直作为我们把握客观世界的框架内的某些主要的观念范畴。随着长期占据支配地位而现在正在被超越的那些概念的天幕在消退,当代科学认识的视野正在迅速扩展,我们将跟随这种扩展去探寻新近显露出来的世界的本原,这是当代科学(首先是物理学)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与形而上学的重建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核心意图是反击近代对形而上学思潮的进攻,改造传统的旧形而上学,最终建构起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即科学的形而上学。这一新的形而上学是以人的自由为其终极关切,以真善美的统一为其内容,以注重方法论为其特征。然而这一“重建”并不成功。康德哥白尼革命本身的不彻底性导致了这场重建的流产。但康德的这一重建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启示。首先,西方哲学史上康德第一次以理论的形式提出了科学的形而上学即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为解决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作了理论准备。其次,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为科学地解决无限与有限、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即从主体性方面考察问     

“道”的多重形而上学意蕴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特点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甚至是不准确的。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道”概念源自“天道”(“天之道”)观念,经过对与其并列的“地道”和“人道”的抽象和概括,才产生了作为“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的“道”概念。因此,“道”概念的形而上学意蕴有多个层次。最上层是“纯粹形而上学”的“常(恒)道”,其次是作为自然哲学形而上学的“天道”和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人道”,最后是内在于人和事物的“德”“性”“理”等。中国哲学虽不乏“纯粹形而上学”,但其形而上学的主要形态是“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此种形态的形而上学近似于作为“理性的感性显现”的“美”,成为中西哲学文化交流的一个接合点。     

现代新儒家论“工作伦理”

现代新儒家论“工作伦理”刘德春在儒家伦理与现代化进程关系的研究中,现代新儒家明显地受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学说的启迪。韦伯认为改革后的基督教（即新教或清教）的经济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泉,藉此在欧洲涌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其他宗教文化传统如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