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价值”与“道德运气”

"道德价值"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道德运气"论者试图通过对康德道德价值概念的批评从根本上瓦解康德的伦理学。本文试图表明康德的"道德价值"概念具有多重意蕴,它不仅关乎动机和准则,也关乎努力、付出和道德勇气;"道德运气"问题不构成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挑战,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容纳"道德运气"并内在地回应其挑战的;康德伦理学与"道德运气"论尽管存在着诸多根本差异,但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并且二者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罗尔斯对康德伦理学的“建构主义诠释”——兼论《正义论》证成结构的思想“原型”

一、罗尔斯所理解的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特征:道德建构主义罗尔斯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从未间断过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其康德解读的精髓是从哲学方法论上把康德伦理学理解为一种道德建构主义(moral constructivism),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构主义概念,并把它运用于道德和政治哲学。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理性事实与自然主义谬误——兼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误读

论文以摩尔自然主义谬误概念为出发点,指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并分析了摩尔对康德的误解及其原因;进而提出康德以理性事实概念为基础,解决了关于善与道德法则的关系,并为善的概念之阐明开辟了新的视野;康德的理性事实概念学说超越了从"是"到"应该"规范伦理学的思路,以及自然主义谬误所指出的错误路径,指出"应该"作为定言命令是被给予的而非被推导的,从而为规范伦理学开辟了新的境界.     

康德道德哲学的“目的”之维

康德伦理学被视为义务论的典范,因而许多研究主要围绕其"义务"(Pflicht)概念展开,探讨自律的意义和道德法则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康德著作中不乏关于"目的"(Zweck)的论述,甚至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建构了一个体系完备的目的体系,这对于深入理解义务和幸福、自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而言尤为关键。本文尝试对康德关于目的概念的定义和目的论体系的建构做出考察,进而分析康德道德哲学的目的之维,从而分析目的何以沟通自然与自由的问题,并阐释将作为道德存在的人视为创造的终极目的的价值和意义。     

“科学地”解读康德伦理学——神经伦理学的视角

康德从纯粹实践理性出发建构的伦理学存在着缺乏道德动机、德福矛盾等问题,其理论也因此而缺乏现实性。立足于神经伦理学这一视角,以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可以对康德伦理学进行"科学地"解读。     

道德善恶与道德正误——关于汉斯·莱纳的现象学价值伦理学的研究

汉斯·莱纳是20世纪中后期现象学价值伦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在结合康德与舍勒伦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了独特的现象学价值伦理学,并称之为"伦理学新体系"。莱纳这种伦理学新体系继承了舍勒的价值概念并对价值种类进行重新区分,类似康德的结构形式在此基础上对道德价值进行的重新规定。莱纳不仅区分了道德善恶,而且区分了道德正确和道德错误,并且为了确保道德正确提出了十一条价值优选原则。     

“康德与萨德”:导向真实伦理学

黑格尔曾提出无限判断的说法,无限判断就是把两个极端差异的概念联系起来。类似地,在康德和萨德这两个极端差异的思想家那里,存在着"康德即萨德"的说法。"康德与萨德"问题,最早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此后这一问题被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重新提出,并被拉康理论的卓绝阐释者齐泽克持续思考。康德提出"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律令,和萨德的"为欲望而欲望"的彻底之恶原则,具有同样的形式主义特征。由此,康德的道德律令呈现出拓扑学上的莫比乌斯带现象,即颠倒为萨德式的彻底之恶的伦理原则。康德伦理学的萨德式悲剧揭示了道德形式主义的局限,呈现了主体的生存悖论。象征秩序(大他者),造就了主体性,但也造就了短缺主体。对此,主体只有采取象征性自杀的方式,敢于直面创伤性的真实界,以行动来对抗他者,才能获得自由和重生。由此,"康德与萨德"问题,在拉康和齐泽克的真实伦理学和行动理论中得以解答。     

在“道德”与“伦理”之间 ——论康德与福柯的晚期斯多亚情节之殊异

康德对晚期斯多亚派的"道德"继承和福柯对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研究既体现了各自的理论旨趣①,也印证了二人在启蒙问题上的根本歧见和所处境遇的历史差异。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康德道德学的伦理因素与福柯伦理学的道德因素。同晚期斯多亚派一样,康德、福柯都无一例外地以一种现时性的反思态度对待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的到来,并在古代的现在与当下的现在的比较、运思中,分别从正当之善与生活之善的角度赋予其"道德"或"伦理"以深沉的历时性意义。     

意志的规定根据:形式的还是质料的

康德道德哲学中"意志的规定根据问题"一直是道德哲学讨论的重要课题。黑格尔、胡塞尔、舍勒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评虽然有其合理性,但这些批评是否一定在康德道德哲学中无法得到合理的回应,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结合康德的文本对他们批判的回应,意志的规定根据问题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胡塞尔和舍勒提出的价值秩序及其法则也仍然处于不完备状态之中。与康德提出的价值法则相对照,也许康德的观点对一门现象学的价值哲学也会有所提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对康德的批判也许能够促成对康德的道德原则的形式部分和质料部分的重新思考,以便更新为一门更为严格的伦理学。     

纯粹道德学说与人类学——对康德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的批判思考

康德伦理学的主旨自然是要为人类行为提供一条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以回答"我该做什么"这一中心议题.为了保证实践法则的普遍有效性,康德提出伦理学必须排除一切来自心理学和人类学的东西,伦理学的原理绝对不能建立在经验人类学基础上,于是,在纯粹道德学说的先验形而上学和经验人类学之间作出严格分离.按康德自己的说法是:纯粹道德学说不可建立在人类学上,但它能够而且必须运用到人类学上.作者在这里主要指出了康德晚年出版的一部重要伦理学文献:《伦理的形而上学》,这部书的意义尤其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处在许多康德伦理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外,是造成某些片面理解的原因之一.翻译弗尔施纳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有利于我们完整地考虑康德伦理学思想的系统布局,消除不必要的对康德的一些误解.     

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康德哲学中政治对道德的促进

康德坚信正义的制度设计能够促进民众的道德进步,但从他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又很难看出政治促进道德的具体机制,这就使康德面临盖尔斯顿所作出的"未能澄清道德进步的来源"的指责.结合康德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相关论述可以重构出政治促进道德的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消解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焦虑,消减人性中的趋恶倾向;第二,通过对公共性条件的满足,强化人们的道德动机;第三,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嵌入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促使人们把他人当作道德平等者来对待.     

何谓道德成熟

现代道德哲学常常在“正当”与“善”二者谁更优先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涉我们对道德哲学性质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现象学、女性主义伦理学以及儒家伦理的视角来补充康德主义伦理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挑战主流的道德认知理论对何谓道德成熟的看法.     

康德两种因果性的道德意蕴

康德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四个"二律背反"所揭示的自然与自由的因果性问题.通过这两种因果性,康德鲜明地揭示了自然因果性的存在领地和自由因果性的存在领地,使自由因果性典型地呈现在其所探讨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本体世界.在这样的本体世界中,康德将自由放在道德律令、道德法则和至善的层面上加以探讨,彰显出自由在人的形而上追求意义上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蕴.对自由的探讨也为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奠定了伦理学基础.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自律的吗?──一种比较分析的视角

"自律"概念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自从它被延用到道德领域以来,已经成为西方伦理学(尤其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儒家伦理学以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人格的塑造著称,那么它所讲的道德人格是否具有"自律"这一向度呢?文章结合近年来国际汉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并联系先秦儒家的经典原著及儒家伦理学诞生其中的历史背景而给予这一问题以否定的回答。作者认为,儒家伦理学所讲的道德人格虽然强调主体的独立选择,但该"独立选择"不是西方伦理学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自律。在探讨其所以然的过程中,作者想带出中西方伦理学的根本差别之所在。     

“微时代”的“微伦理学”批判

时代的变化总会影响到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模式。"微时代"的来临推动了"微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微伦理学"并不代表一个新的伦理学概念或范式,只借它来反映伦理学在当代的研究出现了视阈窄化、理论碎片化、价值导向世俗化等倾向。这些倾向造成了伦理学的部门化分割、追随性遮蔽引领性、底线挤压崇高等不良后果。因此,微时代的伦理学需要在回归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会通时代精神,坚守伦理学的学理和价值基础。     

正当与善:优先性问题的问题

在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中存在正当与善何者优先的问题,而它又可区分为内部优先性问题与外部优先性问题,不注意这种区分可能在讨论相关问题时陷入混乱.并不是所有伦理学都存在内部优先性问题,不过,在那试图合理解释实际行为评价的伦理学中,无疑可能存在优先性问题.对于某些特定的伦理学来说,优先性问题或许是一个基本问题,只有回答它才可能对行为作出合适的评价,但并不是所有伦理学都同意这一点,因而把它当作伦理学基本问题并没有充分的根据.     

康德伦理学中的恶与抑恶的伦理

在康德伦理学中把恶作为一种隐匿的、对立的存在,是不符合康德原意的误读。同时,忽视恶的存在的康德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善与恶共同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完整体系。康德伦理学体系细致分析了恶的来源、形态层次以及作用功能。抑恶的伦理并不能用来概括康德伦理学,但对于有限的理性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善的培育和生成是在恶的土壤中,要在感性世界中凭借自身的力量克服根据不在此的恶,需要道德信念的坚定、道德偏好的纠正更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彰显人的德性光辉。     

论康德对“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一文中认为,说真话是一种形式义务,人们应该无条件地履行这个义务,不管由此导致什么后果。贡斯当和科尔斯戈德分别从法学层面和伦理学层面对这个观点进行批评,都认为康德所谓的不说谎义务在现实中缺少可行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普遍遵守,但是这并不能从理论上反驳康德的"应当不说谎"观点。康德的绝对不说谎义务的理论困难主要在于,未能真正直面不同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未能指出解决不同道德义务冲突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