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行为归责的可能性——评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

本文审视了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一文中提出的几个基本观点,即古希腊意志概念的缺席、康德意志概念的优越性、行为之道德属性应归责于意志以及赖尔对意志概念的消解之无效性,并对其各自做了回应。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考量,本文提出如下观点:(一)与狄勒"古希腊无意志"一说中所发现的、在古希腊哲学中缺席的意志概念,对应的是康德的自由抉择(Willkür)概念,而非其意志(Wille)概念——康德将道德的善恶归责于自由抉择,而非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二)康德也认识到了赖尔所批评的身心间因果作用的问题,而重视赖尔所提出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康德将意志限制到道德领域的做法。     

美何以作为道德的象征——基于语义层面的考察

康德对于美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所给出的回答是:"美作为道德的象征",或者说"美的东西是道德的善的东西的象征"。在这里,"美"与"道德"分别作为"美的东西"和"道德的善的东西"二者的抽象名词经由"象征"一词实现了关系上的联结。这种关系的成立建构在康德对于二者的区分和类比之上:一方面,美和道德有着异质性的结构,即前者由感性图型上升至理念,而后者则由理念规范感性行动;但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着可类比性,例如,对于美和道德的判断都能使人产生愉悦感,等等。因而,康德以"象征"来描述二者的关系至少在语义层面上是成立的。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道德推脱的影响:责任心与道德认同的作用

用总体家庭功能量表、青少年人格五因素问卷、道德认同问卷和道德推脱问卷对1013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家庭功能对青少年道德推脱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在家庭功能对青少年道德推脱的负向预测关系中,责任心起部分中介作用;(3)家庭功能通过责任心对道德推脱的间接影响随着道德认同水平的增加而减弱。     

网民对“人祸”事件的道德情绪特点——基于微博大数据研究

本研究采用大数据研究方法,对爬取的"动车事故"发生后40天内的94,562条相关微博进行情感分析,以探讨网民对"人祸"的道德情绪特点,同时对不同群体情绪表达差异进行探讨。结果发现:(1)网民对于动车事故主要表达的道德情绪有:愤怒、鄙视、厌恶、同情和爱。(2)包含不同道德基础的事件与不同的道德情绪相关联;(3)对于愤怒、厌恶和鄙视,男性普遍有更高的表达倾向和表达强度,而女性更倾向于表达爱和同情且强度更高;(4)对于爱和同情,团体VIP用户组表达的可能性和强度都高于其他用户;个体VIP用户比非VIP用户更可能表达愤怒、鄙视和厌恶,而团体VIP用户表达这类情绪的强度最小。研究表明,虚拟网络中人们道德情绪特点依然符合道德基础理论;不同群体在表达道德情绪时的差异性是对道德基础理论相关研究的补充。总言之,数据挖掘技术和情感分析方法是进行情绪研究的有效手段。     

“阴阳五行”对先秦服饰色彩的影响

"阴阳五行"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古人想象成时间、空间以及天地万物的化身,成为某种客体的象征,并用来体现主体的现实意义。其通过古人赋予给"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相合"循环往复的发展规律,试图解释中国古代服饰色彩的产生、发展、嬗变以及古人对服饰色彩的审美取向。     

“道德健康”辩驳:亦论道德与健康的关系

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提出"道德健康"一词,从未将"道德健康"视为健康的组成部分。"道德健康"这一概念及其相关主张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的错误认识:(1)将"道德"这一健康的影响因素误认为是健康的构成维度;(2)将不道德行为与容易由此引发的疾病混为一谈;(3)将某些疾病的症状表现误判为患病者的不道德行为;(4)将某些疾病的诊断标准误读为患者的不道德行为。"健康道德"是完全不同于"道德健康"的另一个概念,"健康道德"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先秦“圣人”道德形态嬗变的伦理意蕴

本文以道德形态学的方法,考察先秦一段(上古时期到孟子为止)历史视野和文化视野中的"圣人"形态,区分了圣人发展变化的三种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圣人"、作为精神象征的"圣人"、作为道德典范的"圣人"。借分析"圣人"这一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展现其在先秦一段历史时期之内的道德形态变化过程中呈现出的伦理意蕴。"圣人"由上古社会事实与价值紧密结合的形态,发展为春秋之际事实与价值相分裂的形态,最终孟子通过高扬仁德的方式使得事实与价值分裂的圣人形态在道德实践领域复归于统一。     

论《孟子》德性修养过程中的道德失败

通过对孟子德性修养过程的讨论,可以为信广来指出的孟子关于道德失败问题中存在的两点疑难给出解释:耳目之官是否为道德失败负全责,"心"又和道德失败的关系如何;名誉的追求为何一方面呈现积极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又成为道德失败的缘由。从德性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看,一方面存在着阶段性的道德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最高的道德准则,这使得孟子对道德失败的问题在不同的文本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通过对道德失败不同层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孟子》中可以解读出从社会性欲求与儒家伦理之结合的德性发展维度。在这一维度中"他人的认同"和"好名"比起感官欲望的追求来说,有着更高的道德价值。虽然"好名"比起最终的道德动机之纯粹是一种道德失败,但是在能够放弃物质欲求而实践儒家伦理方面又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道德失败问题上,"好名"所象征的人的社会性一面可能在整个德性养成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在德性修养的实践层面上,这样一种对人的社会性发展过程的肯定也可能为从"四端"到"四德"逻辑上推类和情感上扩充所不能解决的德性发展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民间信仰:和谐社会的文化资本

和谐社会建设不仅是一项社会工程,也是一项文化工程。作为社会建设的基础工程,文化建设既要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又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充分开发与艺术利用本土文化库藏的和谐理念与和谐精神,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文化资本支持。民间信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和谐社会建设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本。(1)其以精神信仰的方式建构了平民百姓安身立命、顺道达和的和谐心理,从而为社会和谐创造了心理基础;(2)其所书写的忠孝节义、积德行善等道德故事,为民间社会整齐风俗提供了道德文本;(3)其全民性的"大乐与天地同和"的仪式庆典也成为民间社会文化整合的重要文化纽带;(4)其艺术语言的和谐风格滋养了民间社会的和谐性灵及日常生活;(5)其泛灵崇拜神化了天人关系,成为乡土社会人物和谐的生态哲学。     

西方宽容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启示

西方"宽容"观念经历了从宗教宽容到道德宽容再到积极宽容的两次转变过程,这种"宽容"观念的历史嬗变可以通过对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宗教伦理准则下的宽容、以洛克为代表的西方近代道德宽容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交互伦理关系中的宽容观念的考察予以理解。特别是现代"积极宽容"观念在淡化以往由于不喜欢甚或厌恶而产生的被动的"容忍",进而继承道德宽容所强调的道德自由、重视道德主体自觉性的基础上,逐渐转向"克制"方向,即对异己观点的"克制"与"承认",这既反映了现代社会多元化、差异化的历史变迁现实,也体现了对道德主体自身与社会伦理双重性的兼顾,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道德自我如何挺立——以东亚儒学“克己”纷争为鉴

东亚儒学有关"克己"的诠释纷争,表面看来是尊"朱"与反"朱"势力的角逐,实质蕴涵着不同的自我观。"克"—"己"之间存在一种表里结构:训"克"为"能"者,视自我为(全)善,因而只需逆觉体证、发挥本心,突出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此解以杨简为代表;训"克"为"胜"者,察觉自我有恶,故当依循天理、尊崇道心,侧重揭橥规范的塑造意义,此解以朱熹为宗主。两类训释的核心分歧在于:挺立道德自我所采取的路径有所不同;至于清代毛奇龄、颜元等人,拥立马融以驳斥朱熹,虽在思想史上有其特定的意义,但未能深入义理层面,辨识"朱注"对"马注"的转进之功。     

组织承诺和亲组织的非伦理行为关系: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亲组织的非伦理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s,UPB)指员工为了其所属的组织利益而从事有违伦理的行为。研究探讨了组织承诺与UPB的关系,以及道德认同在其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组织承诺与内化道德认同、象征化道德认同对UPB的影响存在三元交互的关系;组织承诺对UPB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低内化道德认同/高象征化道德认同者中。     

美作为德性的象征

如果说《判断力批判》的两个重要任务——论证审美自律与连接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体系性建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那么"美作为德性的象征"的命题恰好处于这种张力的节点之上.一方面,美的象征性必须以审美自律为前提;另一方面,通过象征,美成为从自然到自由过渡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此命题,学界存在不少误解,或将审美理念与美的象征性混淆,或未精准说明象征的方式,或无法确定象征命题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功能.消除这些误解,首先要澄清"象征"一词在康德哲学中的功能(对理念的感性展示)和运作方式(对反思规则的类比),美对德性的象征才能被确定为审美反思和道德意向中主体内心结构的类似性——无涉感性关切的纯粹性和自我立法的主动性,或者说是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美对道德的象征不仅要与审美理念区分开来,也不能建立于超感性基底之上.通过形式性的象征关系,美与道德不仅在经验人类学意义上互相促进,而且在先验层面,美得以展望理知之物,成为从自然到自由的过渡.     

政治的,抑或道德的——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关键悖论的解读

政治自由主义试图将其正义观念塑造为纯粹"政治的"观念,而不能是完备性的"道德的"观念。但任何规范性的正义观念似乎都不能不是道德的,这就形成了政治自由主义所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悖论。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自由主义要克服这一悖论,必须寻求一种具有自主性的规范性政治概念。此外,政治自由主义把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当作理论前提,同时强调道德化的公民美德,这两个因素都加深了这一悖论。通过解释和分析这两种因素所带来的理论难题及其原因,文章认为,"政治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抹去"道德的"面纱,其根源在于政治在自由主义价值系统中的处境。     

“傻子”困境与“服从”难题 —— 博弈困境中的合作与服从问题的伦理学探究

博弈困境为探究社会合作秩序和道德(正义)准则从一种缺乏伦理引导的状态中缘起,提供了一种富有启示性的类比。而与博弈论通过重复博弈的实验来解释合作演化的机制所不同的是,伦理学家们在分享"博弈玩具"兴趣的同时,通过对博弈境遇中人类互动合作的条件以及道德(正义)原则的获得和服从问题的诠释,力图为这一困境提供某种"道德解"。     

德行领导与员工不道德行为、利他行为: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以道德推脱理论为基础,运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对776名员工的调查,探讨了德行领导对员工不道德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影响及道德推脱在这一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德行领导会抑制员工不道德行为的产生、促进员工利他行为的出现;(2)道德推脱会促进员工不道德行为的产生、抑制员工利他行为的出现;(3)德行领导通过道德推脱的完全中介作用负向影响员工的不道德行为,通过道德推脱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员工的利他行为。     

厌恶情绪对法律判断的影响:基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

进化心理学认为,厌恶是人类在疾病、资源缺乏等适应性压力情境下,为抵御有害物质入侵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进化心理机制。根据进化的观点,道德厌恶是由生理厌恶进化而来。道德厌恶有利于避免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厌恶的激活会使道德判断更加苛刻,由此提出厌恶在法律判断中的几点启示:(1)避免直觉情绪对判断的干扰;(2)保持审议厅清洁,避免外在环境引起的厌恶情绪干扰法律判断;(3)对陪审团成员进行个体意识性和厌恶敏感性测量,避免道德过度警觉的现象发生。     

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模式的实验研究

运用故事情境的临床访谈方法,本研究考察了4、6、8岁儿童在不同侵犯程度道德情境中的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儿童对行业者的道德情绪判断经由积极向消极发展．其归因模式为“个人定向一外部惩罚定向一道德定向”;(2)幼儿在道德情境中的观点采择能力受制于其发展水平,4岁儿童在冲突性情境中尚难以区分故事中的行为者与自己作为行为者在情绪体验上的差异;(3)在幼儿道德发展过程中,“快乐的损人者”预期是一种比较普遍性的现象,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这一现象逐渐减弱;(4)道德情境的侵犯程度并不影响儿童的判断和归因。     

福多的思想语言假设与反学习论证

福多的思想语言假设主张,思维过程以类语言的媒介进行处理。通过对这一假设的分析可知,思想语言符号的实质是不可分的概念原子表征,而概念原子是先天的,它依赖于三个不尽人意的反学习论证:(1)概念学习是循环;(2)经验触发是偶然;(3)学习模板并非获得概念。本文将对福多的"先天性"内涵与反学习论证进行批判性考察,通过"数据库"隐喻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要容纳"先天性"与"学习",必须对学习与获得进行区分;且概念必须是可学习重塑的分子。     

韩康伯《周易》解释中的道德思想

审视中国哲学研究,不难发现,对韩康伯周易思想的研究并不多见,而对其道德思想的分析更是难觅.本文从道德基础、道德教化和修养等方面,对韩康伯周易解释中的道德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他在实践的操作上,既强调"因"、"随"等因循行为对个体道德实践的重要性,显示了对个体特性的尊重;又推崇"情以感物",体现着发挥个体积极主动性的不可或缺性,而这一思想倾向与玄学的价值方向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