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对他人的权力感知与情绪体验

他人不同的权力水平会引发个体不同的权力感知,带来不同的情绪体验。以往关于权力与情绪的研究多关注的是个体自身作为权力目标时的情况,而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来探究个体对他人的权力感知与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实验一采用回忆法,从情绪效价和趋近/回避动机的角度分析个体唤起的情绪反应,发现个体在与不同水平的权力目标交互过程中均表现出了明显的混合情绪,且相比于远距离的高权力目标,个体与近距离的权力目标进行交互时容易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和趋近动机倾向; 实验二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启动被试的混合情绪,发现以积极情绪为主的混合情绪的唤起会影响个体对他人的权力感知,具体表现为对一定社会距离内的权力目标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权力感知。     

权力对基本归因错误的影响

归因对理解和预测环境有着重要作用。归因的两阶段过程理论认为,自动化加工会衍生内归因,进一步的控制化加工才会导致外归因。社会权力会提升自动化加工倾向,因此,社会权力可能会提升基本归因错误的发生。通过四个研究,对此进行验证。研究1-3通过问卷测量,以特质性权力感作为社会权力的指标,其中研究1通过情境判断测验对基本归因错误进行测量,研究2-3采用自陈量表对基本归因错误进行测量,并对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控制。研究4则采用启动的方法启动临时性社会权力,探求社会权力与基本归因错误之间的因果关系。四个研究均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高社会权力个体更倾向于内归因。     

论权力分化的启、承、转、合

权力是社会治理活动赖以展开的必要支持力量,一切社会治理活动都离不开权力,然而,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的状况是不同的.农业社会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权力是一种混沌的权力,没有实现分化.到了工业社会,建立起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分工在社会治理领域中也表现为权力的分工一协作关系,从而进入了一个权力分化的进程.与之相对应,出现了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的理论规定.但是,权力的分化并不仅仅表现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并立,在权力现实地发挥其功能的过程中,也分化为了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并通过职权而把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统一到了一起.这一点是"三权学说"没有认识到的,"三权学说"所看到的只是抽象权力的三种形态.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建立在"三权学说"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看到抽象权力与具体权力的分化,将会导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方案.     

权利体系与国家权力的调适——道德和法律之界分的研究进路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其以《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著述中,以道德和法律之界分为研究进路,提出了平等自由的权利、成员身份权利、基于法律的权利、平等参与权利、生活保障权利构成的权利体系.权利产生于商谈原则和法律形式的交叠,合法性只能来自于商谈原则.要使国家能够切实保护人的权利,就必需采取前后递进的调适措施,这可以依次概括为国家权力的充足性、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国家权力的分立性.在这个国家权力的调适过程中,商谈原则一以贯之.     

认真对待权力——关于权力的正当性与权力运用方式的合理性的思考

认真对待权力,核心在于理解权力的必要性依据、正当性基础与合理性运用的问题。人类所以需要通过权力的方式实现社会管理,是由于权力既具有社会公共性同时又具有强制性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人民主权原则是权力正当性的依据,它否定了将暴力、神权、知识与权利作为权力正当性基础的观念,强调只有经过人民同意与授权的权力才具有正当性。从权力运用的角度讲,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在权力运用方式的合理性问题上存在争论。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对辱虐管理与下属公平感关系的再分析：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新近研究发现辱虐管理对下属互动公平感的负向影响受下属权力距离调节：对低权力距离下属来说这种影响相对较强,反之较弱。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本文对现有研究做了两方面拓展。首先,引入下属针对领导的总体公平感,考察权力距离在辱虐管理与总体公平感之间的调节作用,扩展那些仅关注互动公平感的研究。其次,引入领导-部属交换,解释权力距离具体是如何在辱虐管理与下属总体公平感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的。以296名企业员工为被试,研究发现：(1)下属权力距离在辱虐管理与下属总体公平感之间有调节作用;(2)这种调节作用是通过领导-部属交换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即对不同权力距离的下属来说,辱虐管理对领导-部属交换有不同作用,进而对下属总体公平感产生不同影响。     

政治权力的社会化与网络技术的兴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化"是指扬弃了人与人之间分裂和对抗现象的人类整体应有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政治权力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其发展演变必然受到"社会化"这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支配与制约.政治权力的社会化进程就是政治权力主体与客体的分裂消失,政治权力真正回归人民、回归社会的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历来与政治权力关系的演进密切相关.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科技革命,特别是现代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更是在权力中心转移、政务信息公开、政治参与扩大等方面切实加速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化进程,进一步完善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     

权力感与亲社会倾向：自我获益的中介和情境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情境聚焦理论探讨权力感与亲社会倾向的关系,以及自我获益和情境所起的作用。两项研究通过测量一般权力感（研究一, N= 271）和启动权力感（研究二, N=139名）,考察权力感在不同情境（合作vs.竞争）中的亲社会倾向。结果发现：自我获益在权力感与亲社会倾向之间存在中介作用,竞争合作情境能够调节权力感与自我获益的关系从而影响亲社会倾向,在竞争下,高权者感知到更少获益,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倾向,在合作情境下则相反。     

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读《文化、权力与国家》

写作背景与核心问题 《文化、权力与国家》基于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运用微观的视角进行分析,阐述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互动关系。杜赞奇认为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乡村社会,市场体系和社会结构并不完全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