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花与禅意 相对亦忘言——读风景禅诗

在中国的古诗集中,常可见到许多描写山水风景,及身处风景中禅者的禅诗。这些禅诗的作者,大都是对佛教颇有参学体会的佛教居士或者僧人。禅宗的般若理趣,在他们的诗作中有着生动且优美的体现。这些诗作,都具有迥异于世俗诗歌的清净空灵的意境。     

憨山德清:圆融化一的佛道观

德清在以佛释老的基础上,实现了弘法护教的佛教理念,在思想认识上超越了宋儒对佛道二教的批评,为晚明的佛道会通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这正是德清佛道观思想的意义所在。晚明时期,士大夫中形成所谓"逃禅之风",甚至出现"士大夫无不谈禅"的局面。而佛教僧人也大多倡导儒释道的合一,     

谢灵运的山水诗与佛学因缘

谢灵运是中古山水诗的确立者,其人生与佛教关系至密。谢灵运的山水诗一方面极富于声色光影自然清晖之美,另一方面又即色观空,深蕴佛理。以上特征的形成,与他净土信仰的稳定心态及得益于佛学的取象理论有关。始宁山居期间他积极从事于佛教活动,创作了大量山水诗。这些作品,具有"山水不足以娱其情,名理不足以解其忧"的情理纠结,表现了儒家情志与佛教名理的内在冲突。     

论钟惺对晚明佛教复兴的贡献

佛学论争是晚明佛教复兴的重要助力。钟惺通过撰著《楞严经如说》参与佛学论争,表达了他复兴义学、重整戒律、推尊净土、宣扬华严的四大佛学主张。钟惺凭借文官身份和文坛巨擘的影响力兴办佛教事业,助力晚明佛教复兴运动。他以难能可贵的论战勇气和鲜明的佛学宗趣,打破晚明佛学界圆融思潮泛滥的局面,推动佛教理论深化完善。不同于晚明僧人着重发扬佛教的宗教属性及社会属性,钟惺重点发扬佛教哲学及佛教学术,探索复兴佛教的新方向、新路径。     

论宋诗中僧人形象的两个侧面——以支遁、慧远为中心

东晋名僧支遁、慧远为中国佛教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仅在玄佛义理、诗歌创作上开风气之先,而且以高蹈出尘、不随流俗的名士风范显于当时、闻于后世,兼有名僧与名士的双重身份.正如孙昌武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将支遁称作"披着袈裟的名士",认为慧远的精神是"魏晋名士风流逸韵的尾闾"[1].随着支遁买山、放鹤养马,慧远结社、虎溪三笑等典故传说在唐宋之际流传定型,支遁、慧远在诗语中逐渐成为对僧人的敬称,与之相关的交游结社典故常用于类比士僧交往.在宋代的士僧交游、唱和诗,以及文人游寺诗、僧侣赠答诗中,支遁与慧远是经常出现的历史人物典故.据统计,《全宋诗》[2]中包含"支遁""慧远"用语的诗分别为257首与216首[3],数量相近.然而,具体到文人诗与僧诗的用典倾向,支遁、慧远在士僧笔下呈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僧人形象.因此,本文拟从文人诗与僧诗两方面分析支遁、慧远的用典情况,梳理宋诗对支遁典故的接受与慧远形象的演变,进而探究两种僧人形象所反映的宋代士僧共有的审美人格.     

论宋诗中僧人形象的两个侧面——以支遁、慧远为中心

东晋名僧支遁、慧远为中国佛教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仅在玄佛义理、诗歌创作上开风气之先,而且以高蹈出尘、不随流俗的名士风范显于当时、闻于后世,兼有名僧与名士的双重身份.正如孙昌武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将支遁称作"披着袈裟的名士",认为慧远的精神是"魏晋名士风流逸韵的尾闾"[1].随着支遁买山、放鹤养马,慧远结社、虎溪三笑等典故传说在唐宋之际流传定型,支遁、慧远在诗语中逐渐成为对僧人的敬称,与之相关的交游结社典故常用于类比士僧交往.在宋代的士僧交游、唱和诗,以及文人游寺诗、僧侣赠答诗中,支遁与慧远是经常出现的历史人物典故.据统计,《全宋诗》[2]中包含"支遁""慧远"用语的诗分别为257首与216首[3],数量相近.然而,具体到文人诗与僧诗的用典倾向,支遁、慧远在士僧笔下呈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僧人形象.因此,本文拟从文人诗与僧诗两方面分析支遁、慧远的用典情况,梳理宋诗对支遁典故的接受与慧远形象的演变,进而探究两种僧人形象所反映的宋代士僧共有的审美人格.     

中国化的佛教绘画艺术 以宋代画僧为中心的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的影响逐渐扩大,"悦禅之风"不但在佛教僧人中广为盛行,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也流传甚广。到了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更是成为当时佛教的主流宗派。在此阶段,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教文化进一步融合,极大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论云栖袾宏与天主教人士的“异域”对话

<正>尽管天主教在唐、元时期曾以"景教"、"也里可温"的形式与佛教发生过一些碰撞,但随着历史的变迁,以及教派的衰竭,世人早已忘却了曾有的交集。而到晚明时期,虽然利玛窦等传教士在政府严禁外国人进入的禁令下,仍通过假借僧人身份之方式进入到了中国,还曾一度"以僧自居",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却不断发起对佛教的攻击,而且在《天主实义》中还对佛教的"空"、"轮回说"、"杀     

《楞严》之诤与晚明佛教——以《楞严经》的诠释为中心

《楞严经》在晚明的流行,其主要表现形态是大量注解的出现。对《楞严经》的异彩纷呈的诠释,又是与这一时期的佛教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本文以《楞严经》的诠释为中心,通过对晚明"《楞严》之诤"这一佛教思想史"事件"的梳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楞严经》的历史"境遇",并以此关照晚明时期佛教的基本状况。     

空灵藏拙皆真性情——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自然意趣初探

王维是盛唐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山水田园诗自成一格,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成为后世文人借鉴称颂的宝贵素材。融合了诗、画、乐等多种艺术元素,读来极具层次美、色彩美、音律美,又因诗人晚年笃信佛学,潜移默化地在诗歌创作情趣中渗透禅理,使其意境迭出,回味无穷。通过概述王维山水田园诗创作的人生经历,探析其山水田园诗中的画意美、音律美、空灵美以及"画、音、空"的辨理等方面,有利于探析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创作手法,领略其诗歌创作的自然审美意趣。     

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读风景禅诗

在中国的古诗集中,常常见到许多描写山水风景,及身处风景中的禅者的禅诗。这些禅诗的作者,大都是对佛教颇有参学体会的佛教居士或者僧人。禅宗的般若理趣,在他们的诗作中有着生动且优美的体现。这些诗作,都具有迥异于世俗诗歌的清净空灵的意境。大文豪苏轼,自号“东坡居士”,素     

华严思想与雪浪洪恩的诗歌创作

明代僧人雪浪洪恩以讲教华严经义而名世,同时他也是晚明江南佛门尚诗风习的引领者之一。雪浪创作诗歌的缘由,受到华严宗"五地圣人"之说的启发,因此他看待诗歌的态度也与其宗教思想有紧密的联系。雪浪视诗歌等外学为"方便法门",对诗歌技艺的学习即次第修行世间法的过程。出于对世间法的重视,雪浪的诗歌写作呈现出鲜明的社交性质与较为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此外,他的诗学观念及诗歌创作中也蕴含着其对华严学"圆融无碍"之旨的理解。重视"五地圣人"涉俗利生的观念,进而重视对世间法的修行,雪浪洪恩的这一思路为探讨佛教与诗歌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     

桃李芬芳一甲子 不忘初心育僧才

正"无法无所依,无僧则不闻。"僧伽是住持正法的主体,是佛教文化的传承者、普度众生的教化者,是佛教在社会上的现实"表象"。"法赖人传,僧为第一。"僧人的素质及佛教教育的整体水平,攸关着佛教的兴衰与命运。然而"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杨仁山语)出于强烈的护教使命感以及弘扬佛教于世界的国际视野,杨仁山居士、太虚大师、欧阳竟无居士等近代佛     

明代文人诗中的佛教美学意蕴

正佛教域东与传中之华后本在土思文想化、不艺断术交等融领,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貌。其中以禅宗为主的美学意蕴被化用到古代诗歌理论与创作领域,进而开拓了诗歌艺术的视野和哲理意趣,拓展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促发了以禅喻诗的诗论传统,成为历代诗歌意境中不可或缺的美学类型。盛唐"诗佛"王维以大量充满禅意的诗作享誉诗坛,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南宋严羽     

五台山诗中的澹泊与高远之气

五台山久远的佛教传统、浓厚的佛教化底蕴和它雄奇高妙、婉如仙境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历代的僧人墨客前来拜谒，从而传留下来大量吟咏五台山的诗、词、歌、赋，这其中的许多优秀篇章将会与雄伟的五台山和它璀璨的佛教化一样留传千古。五台山诗歌数以千计，这里不能详述其貌，只想就一些诗中创造出的恬静高远的意境做些分析和比较。     

晚明社会秩序变迁与话本小说的宗教教化思想

晚明社会隐藏着诸多导致社会变迁因素.在思想层面上,民间宗教作为官方扶持的正统宗教的"异端",教门派别纷繁芜杂,时而演变为普通民众拒抗官府的政治工具;在经济活动中,商品经济萌芽,商品贸易活跃,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新兴商人阶层要求分享特权阶层之权利.这两方面因素导致晚明社会传统秩序、价值观念遭受冲击和挑战.本文集中研析晚明社会变迁背景,以及冯梦龙、凌蒙初为代表的话本小说之宗教思想,试图揭示晚明话本小说宗教教化社会之目的.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晚明社会秩序变迁的两大因素:宗教因素和商品经济活动因素.(二)文人士大夫创作的话本小说中所持守的宗教观点和态度.本文得出结论为;作为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部分,文人群体不可能对自身所属阶层有质变性的超越.绝大多数话本小说作品主题思想表明:晚明士大夫文人群体极力宣扬和利用正统宗教思想观念,教化社会风尚,旨在维护和恢复传统的社会文化秩序和价值观念.     

明代伏牛山佛教派系考

历史上对伏牛山地区的佛教记载较散,资料较详的是在明代。当时来山修行的僧人很多,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对伏牛山的佛教进行过研究,笔者根据掌握的禅宗史料提出这时伏牛山佛教已经有了明显的禅宗派系特征,在这里传教修行的僧人,主要是元代禅宗断桥伦一支的浙江天目山高峰原妙及其弟子中峰明本一系,其中受四川禅宗无际明悟禅师一派的影响很大,早期来山的僧人大多数都是无际明悟的弟子与后人,可以说成立了无际伏牛山禅派一系。     

中国佛教写经与日本书道

佛教传入中国,大量佛教经典的汉译也同时开始。汉文佛教写经成为普遍现象。随着佛教的东传,汉文佛教写经也流入日本,于是日本便开始了写经活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文佛教写经实际上启蒙了日本书道艺术。隋唐时期中日两国学者、僧人的频繁渡海,传法求学与佛教书法及碑帖名迹的大量东渡,缔造了以“三笔”为代表的第一代日本书法家,标志着日本书道艺术的真正确立。     

禅宗少林之禅修圣地照见山居

正天地中嵩山上照见山居青瓦白墙尖塔楼音乐大典禅宗蓝山谷禅园蓝天三重境界让山居慢生活的典雅悠闲恣意流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魏孝文帝在嵩山建少林寺安顿印度僧人跋陀梁武帝年间(520-527)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东渡"一苇渡江"后在少林寺面壁     

王阳明与蒲益:论晚明佛儒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晚明时代佛教义理全面中国化,阳明心学与其在义理、修持、道德观等方面多有互鉴之处.但王阳明与晚明四大高僧之一蕅益智旭二人之佛教观代表了佛儒二家思想旨趣之根本互异.阳明心学的开创与佛教心性论的发扬有直接关系,阳明心学的发展在对佛学义理进行摄取的同时.也刺激了明代佛学思想的发展.阳明心学与晚明佛教思想的关系是互动与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