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前沿的伦理挑战——第十一次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综述

正2018年10月20—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和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十一次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在苏州召开,主题为"科技前沿的伦理挑战"。来自全国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八十多名学者与会,就大数据与信息伦理、人类增强的伦理问题,以及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一、信息、大数据与隐私权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数据化和数据的资本化使得个人隐私为他者所获取和利用提供了成熟的技术条件和强大的内生     

医疗人工智能科技异化及其伦理风险探析

医疗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现代医疗形式。医疗科技的日新月异,大大推动了人类医学的发展进程及诊疗模式。与此同时,医疗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异化现象,并由此带来了人和社会的异化,诸如对人与类人机器的角色定位不清,人对技术的依赖性过度增强,医疗全生命周期中的责任伦理缺失,技术价值失衡等社会问题。以这些异化带来的伦理风险为进度,探析在医疗人工智能使用中的隐私安全与数据使用的边界问题,人在医疗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问题,"医生-人工智能-患者"的共同决策体系构建问题,构建医疗人工智能科技向善理念及法律问题。     

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视域下的人工智能技术批判

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影响和塑造着现代人类生活,但其前景又利弊难辨。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技术自身,但反对握有判定技术命运的特权。在意识理论视域下审视人工智能技术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在智能本质、人的主体性等基础性问题上,为大众提供一种人文主义的反思视角。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中特有的意识形态批判维度,在反思人工智能技术时,还具有这样的理论优势,即联系制度环境,深入到资本背后,揭示和批判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受资本驱动,成为资产阶级扩展经济利益和加强政治统治工具。     

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挑战与应对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引发了诸多哲学争论,特别是关于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争论最为激烈。哲学争论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与挑战,诸如道德决策风险、社会伦理问题、主体人存在与发展的伦理问题等。而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问题,须以马克思科技史观为指导,正确处理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并从伦理制度建设、人工智能监督等方面着手介入。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镜像、透视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同时也引起了一定的伦理风险问题,诸如技术伦理风险、社会伦理风险和人类生存伦理风险等。这些伦理风险的背后是主体规范缺失和角色失准、情境变化中矛盾展现、人类关于实践意义认知差异和原则淡化、伦理形态的嬗变与重构等因素。规避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风险,须坚持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最高伦理规范,在全面深化基本原则遵循的基础上,推进伦理制度建设和新型人机关系建构,不断提升人类应对科技迅猛发展带来的伦理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分布式道德机制：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的新策略

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的目的是让它们在道德实践中与人类和其他智能体更好地相处。目前主要有四种建模策略：隐式、自上而下式、自下而上式和混合式。但是这些策略存在技术层面的困境,如设计范式、道德转译和算法黑箱等问题,并且在社会层面上也难以应对伦理对齐的困境。这是因为现行策略认为人工智能体在道德实践中发挥着线性作用,能够独立实现某种外在的道德规范,从而将人工智能体从实践中隔离出来。采用分布式道德机制来实现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将人工智能体置于多智能体系统中,可以在人与人工智能体的交互式道德实践中形成开放、包容的道德规范和分配式道德责任。这种机制不仅能够消解现行策略的困境,还能够促进人工智能体与人类之间形成道德共生关系。     

试论民主政治的伦理意蕴与道德追求

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内在于人们的民主理念和伦理观念。民主的伦理意蕴在范畴上体现为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一种政治与伦理关系。在个体与社会维度蕴含于平等、自由、自主、尊重、参与、包容等民主的前提和价值追求之中;在国家层面和行政层面体现在回应、责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探究民主的伦理意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医学人工智能应用若干问题的哲学思考

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应用已触及众多方向,从医学影像、病理诊断、精神卫生,到康复医疗、居家健康支持等都有所进展,也引发了广泛的哲学及伦理思考。在医学哲学视角下,探讨人工智能机器道德主体地位争议、机器使用所产生的多重关系的界定,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价值判断及信任考量、数据获得性及隐私保护现状。进一步指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应用场景下,人工智能可能引起的不公平、歧视与风险责任,呼吁建立与技术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协同治理机制。     

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智能透明”问题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规制中，透明原则是其他伦理原则的前提性基础。在专用人工智能发展阶段，透明原则规制的合理性勿庸置疑。但当人工智能向通用化发展，对于自主进化的智能算法，透明原则就不仅不再合理，而且会逐渐进入一个实践困境。作为通用人工智能研究的内在要求，通用机器智能发展的透明原则隐含着某种内在的悖理性：智能的通用化意味着自主进化，而智能的自主进化则意味着走向不透明。当然，这一内在悖理性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通用化发展的“死结”,而是解释和诠释内在关联的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它意味着人工智能伦理维度的更高层次，意味着智能算法发展过程中算法伦理诠释学理解的必要性。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智能透明”问题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其理解进路和解决之道就在于，随着智能算法自主性的发展不断纵深引入诠释机制，构成更高层次的双向循环理解过程。     

人工智能算法伦理及其风险

算法不仅能挖掘出数据背后隐藏的有价值的信息,而且给人们的行动提供指导和建议,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可以代替人类决策和行动。随着算法越来越多地参与人类活动,接管各种复杂任务,它们已经成为一种调节人、机器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关键纽结。由此,算法所引起的伦理问题将变得越来越突出。算法伦理的内涵澄清是我们进行理性探讨的前提,基于算法的使用过程可以将其问题域划分为算法的自主性特征、应用性场景和归责性困境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展开算法伦理风险分析。     

人工智能情感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情感技术迅猛发展,不断提升着机器模拟人类情感识别、表达与应答功能的能力。在便利生产生活的同时,人工智能情感加剧了情感生活的数据化、工具化、机械化,冲击着情感的私密性、真实性、体验感、意义感,衍生出情感隐私泄露、情感欺骗盛行、情感控制加剧和情感能力退化等伦理风险。这些伦理风险的背后是资本逻辑的驱动、情感算法自身的局限性、伦理观念的相对滞后与工具理性的泛滥。应对人工智能情感的伦理风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合理规制资本、推动科技向善。具体而言,应实行敏捷治理、健全伦理法规、深化人文反思。     

医疗人工智能产品研发的伦理审查与法律考量

国内医疗人工智能研究日益增多,具有多学科合作,并以数据驱动的特点。走访深圳开展健康领域人工智能研发的企业、医疗机构以及研究机构的开发者,了解到存在监管不足、数据收集及处理过程欠缺标准化、责任不清等挑战。并且,面临应该如何遵循医学科研伦理审查原则,如何合法合规收集、利用、共享数据并界定责任等问题。从医院进行伦理审查实践层面探讨医疗人工智能的研究价值、科学有效性、风险受益等的审查要点;医疗人工智能研究的法律考量主要包括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的边界,以及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     

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及其解决进路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其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无论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类智能,研究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都是非常必要的。从解决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内部进路看,我们至少有伦理设计、限定其应用范围、自主程度和智能水平等方式;从外部进路看,应该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与国际合作、引导公众接纳人工智能,以及对人工智能进行安全评估与管理等途径。只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人工智能的安全性,才能使其为人类带来福祉而不是危害。     

数据挖掘与技术伦理学的内在路径构建

当数据挖掘技术参与到对世界、人类生存方式等的创构时,数据挖掘技术将海量数据的价值予以呈现。在这种呈现中,人类自身的伦理观念被视为数据最终得以呈现的一个标尺。当由数据挖掘引发的诸如数据歧视、数据正义、隐私与开放、遗忘等伦理争议不断涌现时,技术伦理学已经或正在力图作出不同的应对。在这些应对中,通过设计保护隐私、价值敏感性设计等从技术内部进行的一种伦理学,被视为技术伦理学的内在路径。该路径力图从技术的内部着手,通过将伦理前置的方式通向对技术伦理问题的解决,相较于传统技术伦理学从外部解决技术伦理学问题,确是一个新的突破,但其有效性与可行性需要更进一步的哲学厘清。     

非营利组织的伦理特质及其功能

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形式,非营利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和公益性等特征,是一种具有丰富道义色彩和深刻伦理意蕴的组织形态。非营利组织所蕴涵的公平正义、人道主义和志愿公益等伦理特质,使其能够凝聚并激发社会道义的力量,有效地解决因政府和市场失灵所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在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伦理功能,成为现代社会人类伦理精神践行的新栽体和新机制。     

中国的企业和企业伦理问题

企业伦理的问题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是个全新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企业,也不存在企业特有的行为规范;企业是一种执行社会和政治任务的生产组织,而一种政治的伦理原则取代了一切伦理原则。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使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分化,于是出现了伦理原则的分化和整合的问题,企业伦理作为一种特定的伦理规范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所应遵循的理论原则是：伦理关系的基础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企业伦理关系则涉及到企业运行的利益相关者。这一基本原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公共的”与“存在于公共空间的”——大数据的伦理进路

大数据的伦理治理,显然需要回应隐私权利的保护与实现问题,但它远不止于此。从大数据的生产属性和技术特性出发,大数据时代需要适应性的伦理治理体系,这覆盖大数据的生产、处理与应用等各个阶段。在数据生产阶段,隐私权利的内涵确证与边界界定,要求处理好"公共的"与"存在于公共空间的"之张力关系,它是大数据伦理治理的第一步。在数据处理与应用阶段,算法伦理和应用伦理构成大数据伦理治理的主要议题。大数据的伦理实现,需要明确"从数据生产阶段的共有属性,到数据处理阶段的共治结构,再到数据应用阶段的共享结果"这一完整伦理链条。其中,共有伦理观通过前置性权限设定(技术手段)来实现,共治和共享伦理观依托嵌入性权责设定(制度规范和伦理约束)来完成。在此基础上,大数据时代适应性的伦理治理体系才能被确立。     

试论现代化进程中宗教伦理的积极作用——以佛教为例

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还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宗教伦理作为宗教世俗化的产物,在动员社会力量,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宗教伦理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只能间接地、潜在地影响社会发展,而体现现代性的社会制度才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宗教伦理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其现代转换水平自々高低,与宗教世俗化进程密切相关。     

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的伦理审视

适度妥协是政治运行的灵魂。政治妥协作为现代社会化解矛盾、应对冲突、引导多元主体互利共存的理性方式,有着内涵丰富的伦理意蕴和重要的伦理价值。在社会冲突发生的公共场域中,政治妥协涉及个人伦理、行政伦理和社会伦理等多重伦理。然而,社会矛盾易激化、社会冲突易升级、政治妥协难以起效的现状,反映了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的伦理困境。从伦理危机生成的角度看,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失效是由于个人有限理性的显露、行政权责失衡的陷阱和社会公共理性的缺失造成的。而有效破解这一难题,推进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的伦理建构,基本的途径应该包括着力提升珍视道德理性的个人伦理、避恶扬善的行政伦理和追寻公共理性的社会伦理。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及其现代置换

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研究,学界多纠结于其"德治主义"抑或"德治道统"的演绎上,对其惰性因素及其负面效应却少有问津。诚然,传统政治伦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但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如专制道统、礼仪制度、宗法等级观念等,以其既有的社会传导功能阻滞着人之现代化实现。它消解着人们的法治意识,破坏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应然秩序和价值期待,并造就了当今政治道德生态的多种症候。在现代化的追梦中,必须摒弃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实现政治伦理文化的现代置换,真正构建一种以人民利益至上,平等精神、责任意识、公正意识和服务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政治伦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