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教中的佛教

在南北朝末期,北周时佛教已与儒、道并称“三教”。隋唐时期,佛、儒、道分立,成为唐朝三百年来安定社会、统治人心的主要思想支柱。一佛教在三教中的社会影响最大,道教次之,儒家最弱。佛教的因果报应。     

南北朝道教重玄学初探

一、重玄学思想之渊源南北朝时期重玄学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大量士族文人加盟道坛,并运用重玄的思维方式注疏老庄,希望在提升道教理论品位的同时,建构道教圆融的经教体系;另一方面是由于佛道之争的需要,使得道教不得不自觉地加强自身教义理论建设,以期与善于精思析理的佛教     

道教之“道”

道,是道教徒的最高信仰,道教哲学的最高范畴。从南北朝起,道教效仿佛教佛、法、僧三宝的名目,立道、经、师三宝,作为道教徒归依的对象,三宝以道为首为本。道教诸派的教旨不无歧异,但莫不以道为最高信仰和最高哲学范畴;道教教义随历史的进展而发展演变,但以道为最高信仰、最高哲学范畴,则始终未变。这大概是源流各异、名号不同的诸多教派所以能被统称为“道教”的主要原因。     

仪式研究视角下的中古时期佛道交涉研究综述

正佛教和道教是中国宗教的代表,佛道交涉的现象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开始存在。东汉楚王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便是较早的例子。此后无论是僧道相互攻讦的记录,或是文人比较三教的论述,都反映出该现象为中国社会所熟知。作为现代学科背景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佛道交涉与佛道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佛教在跨越亚洲的传播过程中,如何适应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以及道教如何在与佛教的接触交流中逐渐成熟。另一方面,佛道交涉也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佛教和道教的“厨经”研究

佛教和道教均有厨经.佛教有敦煌写经《佛说三厨经》《佛说停厨经》以及在敦煌写经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高野山写经《佛说三停厨经》,道教有《老子说五厨经》.虽然天厨思想在中、印都可追溯各自的源头,但就这些厨经的内容和结构来看,道教的厨经逻辑顺畅,而佛教的厨经却问题颇多.本文通过比较佛道两教的厨经,研究天厨思想的内涵、佛道厨经的同异之处以及佛道厨经的具体方法,最后总结出厨会传统演化的社会学景象.     

北魏宗教管理体制初探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和道教发展十分兴盛,为了加强对宗教特别是佛道两教的管理,北魏最早设置僧官制度,任命沙门统和仙人博士官,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宗教管理体制:昭玄系统和崇虚系统,分别管理佛教和道教.北魏的宗教管理体制首开政府宗教管理的先河,国家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对宗教实行宏观管理,其先进的管理体制以及诸多管理原则和管理方式为后世所借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隋唐佛道论争看道教心性思想的形成

隋唐时期,道教继续延续了在佛道论争之中建构自身心性思想的历程。特别是唐初佛道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后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与成熟起了推动作用。两次佛道争论高潮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对于唐初佛道论争所涉及的心性思想方面的内容作了分析,认为二教对于“道”与“道体”范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本体论、本源论命题的不同看法,不能不说与佛教思想的激发及其佛道争论的刺激有重要的关联。特别是佛教心性论只是道教思想家进行思想创造的“前理解”与诠释背景,他们的诠释对象仍然只能是道教及其道家思想传统,因此,道教心性论思想的若干命题即便是与佛教的相关部分非常相似,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道教的。换言之,佛教心性论影响道教心性论的最大者其实是哲学方法,而非简单的名词与命题的移植或模仿。     

一部富有开创之功的学术著作——浅评《道教文学史》

在我国,宗教文学是常被人们忽视的领域,即便是人们常议论的佛教、道教与文学艺术关系这类话题,也仅停留在中国某小说与佛道某故事有渊源关系,某文学作品有佛道的出世思想等线性的表层分析上,并未把佛教或道教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更未有较成熟的佛教或道教文学史出现。自本世纪初林传甲,黄人编著中国文学史以来,中国人写的各类文学史著作不下五百部,而宗教、僧侣文学的专书、专史,仅有建国前张仕章《中国古代宗教诗歌集》(1926年上海广学会出版)、张长弓《中国僧伽之诗生活》(1933年作者本人出版)等     

从佛道关系的演变看北宋道教的理论转型

北宋时期的佛道关系实现了从激烈的对抗到彼此间平等的对话与共存的重大转折,而转折的实现与佛道两家实力的消长变化、统治者的政策导向以及佛道思想的发展演变有紧密联系。佛道关系转折代表了最基本的观念态度的转变:佛道一致的关系模式因其强调佛道两教的高低优劣,侧重于阐述佛道思想的差异而仍然坚持对抗的观念态度;而佛道合一的关系模式则强调佛道思想的融合,侧重于阐述佛道思想的共通处,因而突出了强调彼此间平等的对话与共存的观念态度。正是由于道教率先突破对抗的观念态度,站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吸收佛教思想从而实现了理论的转型。     

中国中古时代的佛道混合仪式——道教中元节起源新探

唐代僧人曾揭发道士刘无待仿拟佛教盂兰盆会伪造《大献经》,指出《大献经》倡导的中元节原非道家节日。近现代学者普遍都同意这个说法,只有个别人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佛教盂兰盆会模仿道教中元节。本文认为二说皆为片面之说。如果从仪式和日期两个方面仔细考察,会发现道教中元节一方面的确仿效佛教盂兰盆会,另一方面与道教本身的信仰或教制也不无关系。道教中元节其实是糅合佛、道二教因素而创造的宗教节日,它是中古时代佛道融合的典型例证。     

南北朝道教与“三洞四辅”

综观南北朝的道教,大体而言,南朝以吸收佛教为主,北朝以排斥佛教为主。自北魏的寇谦之(365—448),南朝的陆修静起,对佛教的态度各有不同,而同在因佛教教义日在发展,当有以改革道教。寇谦之结合崔浩,合儒道以排佛,陆修静创立三洞,已在庐山有以吸收慧远东林寺的仪规。(慧远于公元386定居庐山,陆修静于公元453入庐山)于明帝太始七     

三教关系论纲

道儒二教都植根于传统宗教，汉初的“黄老”就是道教的开端，汉武“独尊儒术”是儒教的开端。黄老治国，吸收了儒家的仁义礼智；儒教言天道，在汉以后也吸收了道教的天道自然。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先是依附道教，后来独立发展了自己的心性理论。隋唐道教率先向佛教学习，发展了自己的心性论；到宋代，理学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方法和理论，使儒教理论臻于成熟，佛道二教此时不仅礼拜儒教天子，而且在理论上也向儒教学习了。     

六朝隋唐佛教对道教“自然”说的批判

在六朝隋唐时期的"佛道之争"中,佛教"因缘"与道教"自然"是两者义理辩论的中心。甄鸾、道安、真观、智颉、吉藏等佛教思想家从自然命论与实践方法等方面,对道教"自然"说进行了批判。同时,由于佛道二教对"自然"的理解不同,所以两者存在着"不相极成"的现象。     

唐代道教对佛教教义的吸收

南北朝时,佛教就攻击道教抄录佛经。甄鸾《笑道论》说,所谓《妙真偈》,即抄自《法华经》,只是将“佛智”改为“道智”,《灵宝妙经天文大字》也是抄自《法华经》。北朝道安《二教论》也说:“《黄庭》、《元阳》,採撮《法华》,以道换佛,改用尤拙。”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说:“京师五通观道士辅慧详,三年不言,改《涅槃经》为《长安经》”。说明这种活动到唐代仍在进行。     

峨眉山宗教历史初探

峨眉山不仅是一座佛教名山,在先还是道教有名的“洞天福地”之一。从现存史料看,在汉末三国之际,道教已在山上流传,而佛教则是晋初传上山的。在唐、宋二代,两教并存,到了明代中叶,道教日渐式微,而佛教却日益兴隆。及至清代道教衰落被融合于佛,以佛为主。至此峨眉山才成为国中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声闻中外。峨眉山之所以风光绮丽,历史悠久,成为天下名山,并给我们留下许多的文物古迹,是与道佛二教一千多年间的经营分不开的。它在历史上因是著名的“仙山”,“佛地”,     

论六朝隋唐道教的自然义

在六朝隋唐时期的佛道之争中,“自然”与“因缘”的辩论是思想理论层面争论的焦点。六朝道教用“自然”否定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同时又积极地吸收佛教的“因缘说”,但是仍不能克服“自然”与“因缘”之间的矛盾。隋唐道教通过吸收佛教的空观学说,整合自然与因缘的关系,确立以“自然”为中心的调和论,这一说法后来成为道教的共同认识。     

佛道争锋与寒山形象的演变

本文提出佛道争锋影响和决定了寒山形象的演变。寒山在较早的道教记载中是一个隐居修道者的形象,后来逐渐佛教化,演变为佛教高僧的形象。但道教并未因此放弃对寒山的所有权,而是通过阐发寒山诗中的道教精神、编造新的寒山作品等手段,力图重塑寒山的修道者形象。     

道、佛二教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思考

作为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两座重要基石,道教与佛教的思想对古代中国科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由于道、佛二教自身特点与状态的不同,中国古代科学在它们中的特征与走向都不尽相同。我们从对道、佛二教的思想对科学影响的对比分析中,能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成玄英"援佛入道"探

唐初重玄学者成玄英,借鉴佛学思想以发展道教理论,在道教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援佛入道主要表现在对佛教语言及佛教思维方式的吸收与转化上,也表现在其对重玄之道的论述与三论宗中道的相近上.但佛道立论根基并非一致,佛教的"缘起性空"与道家"道法自然"思维的差异,必然使成玄英思想充满张力.成玄英在探求人生意义的观照下包容了二者的分歧.     

奋进新时代·浙江省宗教中国化工作巡礼之三 和合圆融 爱国守真 宗教中国化在天台山的实践

正天台山自古以来就是佛道双栖的灵山圣境,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南宗都创于此,素有"佛宗道源"之称,同时这里还有基督教,呈现出佛教道教长期并存、三教互融的文化格局。多年来,天台县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始终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在政治建设、文化浸润、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强化引导,努力打造宗教中国化实践高地。